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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淡如水——回忆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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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老是我心仪终生的前辈师长,但“**”
前却没有任何联系,主要是因为专业相距较远,而我又多少有点内向,正如台湾老友蒋永敬所言“内热外冷”
——开水瓶式的性格。
可是“**”
后,季老关爱的眼光却主动投向我们华师历史系,那是由于当时的学校领导决定创建印度史研究中心,属于南亚研究范围,自然会引起他老人家的注意。
其实早在“**”
后期,部分历史系世界史教师,如涂厚善、刘继兴、还有早已靠边站的原教务长陶军,都被重新起用,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大型汉译世界名著工作,而恰好分担的就是相当艰难的印度史名著《印度文化史》等。
涂厚善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高才生,按学籍管理是北京大学1940级毕业,同班有刘广京、任以都等国际著名学者。
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北大随从苏联专家进修世界古代史一两年,所以为筹建印度史研究中心少不了要向老师一辈的季老经常请教。
陶军则是燕京大学才子型学生,20世纪40年代初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北京学术界具有历史渊源,他的学术水平与口才风貌,京津学术界早已有所认知。
而且北大东语系季老的早期弟子李继晟也来华师专任印地语教学,应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校印度史研究确有一定优势。
1979年我首次访美便把印度史学科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曾经专门访问作为北美学术重镇的芝加哥大学印度史研究中心,承蒙入江昭、印登诸教授热情介绍世界上印度史研究概况,并慨然应允接受华师派教师前来学习梵文,并由该校提供资助。
此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亦主动寄来两批有关印度史研究的书籍与报刊,为我校印度史研究中心早期资料建设提供及时帮助。
1983年我开始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工作,1984年又接任华师校长职务,到北京开会机会较多,学术讯息获取也比较便捷。
经常承蒙京友告知,季老对华师印度研究印象甚好,并寄予较高期望,因为全国只有三四家研究机构,而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唯独华师一家。
对于季老这样权威人士的评价,我们自然非常重视,但从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当面致谢。
这不仅由于我从小流浪在外,不大懂得必要的礼节;而且当时的风气也比较淳朴,很忌讳私下的恳求拜托,一般稍有风骨者大多以此为耻。
据我所知,北大参与评议者,有时对本校申报人员比外校更为严格,印象较深者,前有邓广铭,后有宿白,不分亲疏,公平对待,一丝不苟,严守准则,其风范至今仍然难忘。
我校印度史研究作为二级学科,在世界史诸分支中最先获准设立硕士学位点,与季老这些前辈学者日常的指点奖掖自然不无关系,但我认为评议的通过主要还是靠自身实力与条件,所以并没有感到有专门致谢季老的必要。
只是在我离任并羁旅北美四年期间,学校领导缺乏远见,竟然在实际上撤销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印度史研究中心,以致造成严重的人才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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