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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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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必然性多半是寓于偶然性。
辛亥革命研究在湖北的蓬勃发展固然具有必然性，然而其发端确实出于偶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在学术上备受冷遇。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人们热衷于太平天国与反帝斗争，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却很少有引人注目的讨论。
我当时和别人一样，也是写些诸如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的性质及其土地制度之类热门文章。
转向辛亥革命研究主要是由于外来刺激，而且转变的速度也很迟缓。
1954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我有幸参与接待工作，并且开始与张难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一批辛亥老人结交。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武汉研究辛亥革命，我们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反而对此不大关心，真有点难以言说。
从此，我决心研究辛亥革命，不仅认真阅读《中国近代史丛刊》那8本辛亥革命资料，还经常向辛亥老人请教一些疑难问题。
但是，那些年月政治运动太多，除教学工作外，我能够用于从事研究的时间极为有限。
1957年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以后，全民为之狂热的“大跃进”
又接踵而至。
我被下放到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多，直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学校，这一期间自然无从研究什么学术。
1959年的政治形势有所变化，人们逐渐冷静下来，“重建教学秩序”
乃至“重整家园”
等呼声在校园内此伏彼起。
我正处于年少气盛时期，自然也不甘寂寞，于是鼓起勇气向历史系领导提出筹划在武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学术会议的构想。
校、系两级领导都很赞赏这个建议，并且立即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
当时，高校仍属省委宣传部领导，关系极为密切而且他们对教师队伍情况也比较熟悉。
宣传部迅速表示同意，除上报中宣部外并责成湖北省社联具体筹备。
省社联主席是德高望重的李达校长，具体负责者则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密加凡和理论处处长彭展。
他们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且指派我参与会议的前期具体筹划工作。
省委态度明朗以后，武大、华师、武师（即现今湖北大学）等校相关教师立即分头准备学术论文。
我报的题目是《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而且采取当时通行的集体讨论个人执笔的方式。
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我们（主要是陈辉、刘望龄、朱山樵、马天增、孙玉华）除到上海、南京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外，还分头带学生到鄂西、鄂东、鄂西北各地做社会调查。
时值全国经济困难，粮食定量有限，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有时走在乡间山路上连腿都提不起来……但大家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都干劲十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认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1961年春，省社联李德仁秘书长、欧阳学术秘书和我同时前往北京。
她们负责与中央各有关部委联络，我则专门负责与学术界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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