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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浪少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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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1岁那年（1937），由于日军侵犯上海南京，逃难跑到四川。
第二年秋天，以沦陷区学生身份进入国立九中，享受政府“贷金”
待遇，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读到高三上。
九中位于四川江津德感埧，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除校本部（女生集中于此）是新建的简陋校舍以外，其余初中三个分部、高中一个分部都是利用山间古老的祠堂作为宿舍，再用竹片、泥土、茅草搭盖一些勉强蔽风雨的教室。
但师资阵容和图书条件却很强，因为安徽大学迁入四川后无力复校，许多老师只有屈就九中教职，丰富的大学藏书也被我们这些中学生任意享用了。
整整5年，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自己孟浪的少年时代。
丢人现眼的往事倒是甚多，可圈可点的业绩几乎全无。
《长江日报》要我回忆小时候的情况，真是不知从何下笔，只有写琐事数桩，或许能引起今天青少年读者的若干兴味。
一、早就名列“老九”
初中时代，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小难民，从四方八面聚集在一起。
当时还没有“三青团”
，国民党也顾不上加强控制这些偏远的中学，我们倒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既无父母的教导约束，老师也多少有些放任。
渐渐地，在我们中间，自发形成了若干群体。
有些年龄稍大的同学，结合在一起办墙报或演戏。
有些同学或则由于是同乡、同学，或则由于是亲戚、世谊，也有自己的小圈子。
还有些同学是从重庆保育院来的，他们的衣服被褥比较整洁，举止行为比较规范，但思想也比较正统，常常站在校方立场。
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稍微特殊的群体。
可能是由于有些忌妒，也可能是由于不自觉地把对现实的不满发泄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些破衣烂衫的野孩子，常常怪腔怪调地学着他们唱：“我们的妈妈宋美龄，我们的爸爸蒋委员长。”
好在那时政治斗争还未延伸到乡间中学，他们也确实较有教养，对我们“犯而不较”
，所以大家还能和平相处。
由于我在这个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学校属于“外籍”
，又无同学、亲友可资联络，遂成为游离于上述群体之外的边缘人物。
但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孩子也不甘寂寞，同班大约有10人也常常泡在一起，课余或爬山游水，或抓鱼摸虾，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倒也有若干生活情趣，几乎忘记祖国大片土地上仍有炮火硝烟。
我们这10个孩子毫无团体观念，相互之间并无任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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