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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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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在武汉住一辈子。
1932年，也就是长江大水灾之后的那一年，由于父亲参与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的筹建，我也随同来到武汉，借住在粮道街古老而又阴暗的民宅，并且在胭脂路小学读一年级。
那时班上只有我一个外地学生，因而成为本地学生“欺负”
的当然对象，曾被大孩子从山坡上推下，把右臂跌伤，至今仍有隐痛。
武汉小学老师上课人人手执教鞭，不仅威慑精神，且常接触肢体，那寒冬腊月冻手挨重鞭的滋味真是终生难忘。
因此，我不喜欢武汉，两年以后回到故乡，从未想过再来武汉。
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了，这年深秋（或初冬）我们全家随着一拨又一拨的难民潮再次来到武汉。
不过这次是暂住等待上水船，很快便到四川去了，对保卫大武汉的轰轰烈烈场面无缘目睹。
抗战8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因此我对四川感情特深，一向视之为第二故乡。
由于时过境迁，对于童年曾经居住的武汉，印象已经非常模糊，说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
但是，想不到革命洪流却使我重新进入武汉，而且是嵌入式的进入，从此便终身定格在这中部大城市，仿佛已经被焊接在钢板上的铆钉。
当然，我起初也并非心甘情愿留在武汉。
进军大西南，解放海南岛……但凡有什么可以乘机离开武汉的壮举，我都曾满腔热情报名参加，不过每次都以失望而告终。
“组织”
不止一次严肃地告诫：“别再胡思乱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你的任务就全心全意参与建设新型正规大学。”
我们这一代人，“组织”
观念特强，只要是“组织”
的决定，我们必然坚决执行。
就这样，我一头扎进华中师范大学，至今也整整服务了半个世纪以上。
所以，1995年春，香港《星岛日报》曾发表一篇特约记者的专访，标题就是“革命为章开沅选择职业”
，并且故弄玄虚地说：“章开沅一生充满偶然。”
我则自我调侃：“我与史学是包办婚姻，先结婚，后恋爱。”
是在长期工作中产生了极为浓厚的感情。
对于武汉，我似乎也是别无选择，先落户，然后在长期的工作与生活中增进了理解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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