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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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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以来，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没落，客观地提出了建立新的学术形态的课题。
所以在明清之际日趋高涨的实学思潮中，不仅出现了出于王学而非难王学，或由王学返归朱学的现象，而且也出现了对整个宋明理学进行批判的趋势。
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因而其锋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阳明心学。
在他看来，明末的“神州**覆，宗社丘墟”
，正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
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覆，宗社丘墟。”
[1]固然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顾炎武在这里对王学末流的鞭挞，以及他所阐述的“空谈误国”
的道理，却又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顾炎武对晚明心学的泛滥深恶痛绝，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心学，他不仅从学术史角度对这一学说追根寻源，而且把心学同魏晋清谈并提，认为其罪“深于桀纣”
[2]。
既然心学之罪深于桀纣，“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
[3]。
所以顾炎武进而着力地去剥下它的神圣外衣，将其与禅学间的联系无情地揭剔出来。
他指出心学是内释外儒之学，而“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
。
认为：“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
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
[4]在他看来：“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
[5]因此顾炎武引明人唐伯元（字仁卿）的《答人书》所述为同调，重申：“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
[6]他尤其赞成宋末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指斥：“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
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
[7]这就说明，心学并非儒学正统，它不符合孔孟之论，实际上就是老庄之学，是禅学。
既然如此，心学当然就应予摒弃。
宇宙的本体是什么？程朱学派认为是理，陆王心学归结为心。
程颐说：“道则自然生万物。”
[10]朱熹说得更直截：“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11]陆九渊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12]王守仁承袭陆九渊的观点，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13]在这个问题上，顾炎武与程朱陆王皆异其旨趣，他站在张载一边，服膺气本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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