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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I 制度焦虑：从乌托邦到西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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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乌托邦就是指美好的不可能的社会，那么它可以涵盖文学虚构、讽刺、幻想、科幻、宗教或者世俗天堂、政治理论、政治纲领或者宣言、创造理想社群的小规模尝试和创造美好社会的举国努力等许多领域，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叙事的一种。
而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对人类个体之间由于绝对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制度性焦虑。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改变，这种焦虑始终草蛇灰线地埋藏在人类文明整体中，不时以各种形态显形。
若以1818年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为起点，诞生不过200年历史的科幻小说，迅速地成为乌托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推向更为广阔多元的方向。
它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焦虑。
在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接下来几个世纪“经典乌托邦”
的众多版本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旅行者，登陆偏远的岛屿或未被发现的大陆，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乌托邦社会就像一个禁欲主义的本笃会修道院，每个人都恪守教规、禁锢原罪，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生活劳作。
在更晚近的科幻版本中，岛屿被换成了另一个星球，或者遥远未来，但它们毫无例外都会提出一种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不平等的理想制度。
到了19世纪后期，大多数乌托邦小说提供的制度被各种社会主义所替代。
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1888）描绘了一个未经革命冲突便诞生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主义社会，他所憧憬的21世纪波士顿其实是当时郊区中产阶级的生活。
而两年后作为回应，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以梦游21世纪伦敦的方式，叙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衰亡：城乡差别遭废除，产品按需分配，货币和学校不复存在，国会大厦被用来存储粪肥，可以看出其在高度简化社会下的反工业基调。
而无论贝拉米还是莫里斯都一如既往地塑造了女性地位与权利隐而不现的男性乌托邦模式。
这个问题在美国作家夏洛蒂?吉尔曼的科幻小说《她乡》（1907）、《赫兰德》（1915年）以及后者的续集《与她在欧兰德》（1916）中通过塑造单性繁殖的女性乌托邦来得以深入探讨可能的制度解决方案。
进入20世纪之后，科技的迅猛发展（交通工具、通信技术、太空探索等）所带来的现代思想让“经典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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