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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乱世读庄子——从王先谦的两篇序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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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篇序言，要从一百多年前的另外一篇序言谈起。
为一本书作序，常规的做法不外是发掘一下这本书的优点，尤其当这本书的作者和你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不过分吹捧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但凡事总有例外，在光绪二十年，当郭庆藩把自己辛苦编纂而成的《庄子集释》委托王先谦作序的时候，后者却令人惊讶地没有给出一句好评。
当然，王先谦的牢骚主要发在庄子本人身上，倒不是对郭庆藩有什么意见——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暗示他说：“对《庄子》这种书没必要下太大的功夫。”
说起这两人的关系，王先谦比郭庆藩大两岁，却和郭庆藩的伯父，即洋务运动的名人郭嵩焘是学问上的忘年之交，彼此常为对方的著述作序，字里行间从不吝惜最热情洋溢的褒奖和推崇。
从这层关系来看，郭庆藩反而像是王先谦的晚辈，不过后者按说也不该摆出倚老卖老的派头，因为郭庆藩的这部书里没少引用“家世父”
的话，那可都是郭嵩焘的真知灼见，王先谦好歹也该给个面子。
更何况，当时的郭庆藩也并非其伯父羽翼之下的无名小辈。
他已经历任地方要员，官声赫赫，学问也很拿得出手，是研究文字学的一代名宿。
当然，要是论起学问来，王先谦的造诣和声望都远在郭庆藩之上，他以经学知名当世，是大清帝国的一面思想文化的大旗。
就在收到郭庆藩书稿的时候，王先谦刚刚就任湖南岳麓书院的山长，这是一个无论官、学两途都很令人尊敬的职位。
如此看来，这两位学者型官僚似乎更应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才是。
郭庆藩看来倒是这么想的，但谁都没想到王先谦会写出这样一篇反常的序言。
时至今日，郭庆藩这部《庄子集释》经过王孝鱼先生的点校，被中华书局收录进了“新编诸子集成”
系列，成为我们研究《庄子》的首部必读书，王先谦的那篇序言赫然就出现在全书最醒目的位置上。
这篇序言很奇怪地忽略了本来最不该忽略的学术问题，从一落笔就是感时伤世的调子，甚至悠悠然有几分催人泪下的力量：
“郭君子瀞（郭庆藩字子瀞）撰成《庄子集释》，拿给我看，而这一年恰恰发生了东夷之乱，我不由得深深叹息：庄子当年也是有一肚子的不得已吧，他生逢乱世，不知道该拿这世界怎么办才好，于是精神彷徨于寥廓，辨析小大之无垠，穷究天地之终始，惊惧之下才写下了这些文字。
“邹衍曾说：‘儒者所谓的中国，只不过是广袤天下之中的八十一分之一罢了。
赤县神州之外自有九州，都被海水环绕，外面更有大瀛海环绕着它们全部。
’[1]惠施也说：‘我知道天下的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
’（这是一个颇为吊诡的说法，因为以传统的地理观念视之，燕在北方，越在南方。
）庄子赞许这种说法，自己也说倏与忽凿死了混沌，简直就像预见了今天的世界局势呀。
这样看来，庄子真是一位异人。
“庄子讲过，子贡提出汲水用桔槔最有效率，却遭到了汉阴丈人嘲笑（汉阴丈人认为使用机械虽然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却会使人产生机心，所以不取之，即‘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而我们今天的机械、机事超出桔槔何止万倍，庄子见了又会怎么办呢？庄子还讲过蜗牛的两只犄角上分别有蛮氏之国和触氏之国，两国为了争夺地盘而打仗，烽火连绵，伏尸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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