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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始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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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
《春秋》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进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
之前，却还有一个困惑了人们许久的问题，即《春秋》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的确，既然是一部编年史的样式，其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儿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疑点便立刻出现：如果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难道全都被抹杀了不成？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
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
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经典的解释，晋代“左氏忠臣”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
杜的意见是：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况且鲁隐公是周公之后，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
所以《春秋》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
——孔颖达再作阐发，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记事的，讲的似乎也仅是“诸侯之法”
，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
，是因为《春秋》所记之事尊卑尽备，故其虽是根据鲁国国史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
，因此可“垂法将来”
，使后世的天子可以好好地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如果此说属实，《春秋》便是一部万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颖达之说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
至少，它的教育意义远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春秋》的写作或编纂属于所谓的“观念先行”
，这样一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的编纂影响极大。
当然，也确实有人把《春秋》当作史书，不过，用家铉翁的话说，这只是“后儒浅见”
。
这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
，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这种态度，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
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
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
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
。
若论“流长”
，“文革”
时期连历史照片都会篡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
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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