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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理想主义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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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要求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庆历年间开始表现出来。
改革的意义在于一反陈规、扫除旧弊，这样一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其实是次要的。
改革的关键在于：它对旧有的制度变革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人们相沿而来渐以为常的积习有多大的冲击。
范仲淹的新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但是，仲淹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却享受到了自古而来一切锐意改革者的所有遭遇，其事业也和前贤们一样落得个无疾而终的最后下场。
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拯救运动，竟从一开始就染上了凄壮悲凉、云诡波谲的色彩。
范仲淹的道德操守极佳，对天子和社稷的忠诚有目共睹。
他做事相当谨慎，虽力图革故鼎新，兴致太平，但也知道一切并非唾手可得。
仲淹所倡导的新政更非过激之举，他所条陈的十事亦不外乎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而已，把这些变革之举放到任何一个时候，在原则上都能站得住脚。
在具体措施上，仲淹也都是从防患于未然出发，并不一味追求天翻地覆的效果。
即使为了澄清吏治、限制官员骤得高位而修订太祖以来实行已久的磨勘法和荫子制，也没有对原有的规定一概予以否定，而不过是使其更加严格细密罢了。
但是，范仲淹从本质上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却不具备谋略家的手腕。
他在人事处理方面似乎更为糟糕，与吕夷简等宰执大员的交恶倒还在其次，最麻烦的是，仲淹和周围的一些人过于冲动直率。
这固然是出于坚贞的信仰而对衰败现实忍无可忍的缘故，但是拍案而起一飞冲天，无形中便把自身与他人分别开来了。
在传统观念中，过分的激昂慷慨总是能让自诩持重的人感到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能使那些品性不佳的小人们嫉妒眼红不堪忍受了。
仲淹倒也并不欣赏那种自视清高、孤芳自赏的名士习气。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四月，一时俊秀不次进用而入主政坛后，国子监直讲石介按捺不住喜悦，作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显得过于狂放，仲淹就很不满。
他不无忧虑地对韩琦道：“这些怪鬼之辈要坏大事！”
话虽直了一点，但却不幸言中。
吕夷简虽生病致仕，但反对者也还大有人在，妒忌不满者的谤訾之言亦纷纭而至，夏竦是其中的代表。
夏竦此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实在是不足称道。
他仗着自己才术过人，急于进取，尤喜交结权贵；性又好色，为人则倾侧反覆，唯己是重。
夏竦虽然在地方上有些政绩，但却是因走了宦官的路子才得以入朝为官。
他的品性与当时身为宰相的王钦若趣味相投，自然也得到钦若的赏识，一步步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三司使。
夏主元昊反叛，命知永兴军，可夏竦意在朝廷，不愿久在塞外，竟数度上疏请解兵柄。
在国家多事之秋忘记臣子的本分，自然不能被御史们所原谅，庆历年初，仁宗终于召他入京时，欧阳修、余靖等谏官、御史便交相上章，坚决反对。
夏竦人都抵达了东京，仍被诏还归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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