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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权力凌驾制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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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观因素。
正如本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专政时期其实都是迎合了某种需要一样，侂胄的强硬手段也是适应了朝野上下某种不满情绪的结果。
这种不满当然不一定尽是出于公义，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党派之见或个人恩怨的产物。
然而事情既然存在，它就必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绍熙内禅的险恶风波造就了这种气氛，而韩侂胄的恣意妄为又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侂胄对朱熹的打击本出于政治报复，但事情最后归结到朱熹所提倡的“道学”
上，并不是侂胄本人事先所预料到的。
朱熹发展儒学思想功不可没，但他在淳熙末期对其所谓“正心诚意”
之说的过分渲染多少就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而此后树立严谨的道统，就更明显地表露出自我标榜、独立门户的倾向。
人们没有理由把他与孔、孟先师相提并论，因此不能不对他的动机发生怀疑。
当然，前些年王淮等人对朱熹的攻击还是不免政治上的因素，但也表明朱熹自高其道的做法并没有多大的市场。
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兵部侍郎林栗指斥朱熹时，有一位婺州人叶适曾经极力为他辩护，反攻王淮、林栗随意创名诬陷朱熹。
但也就是这位叶适，在不久之后就开始对朱熹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朱熹之说完全是背离孔子大统的“浮论”
，充分反映出与朱熹对立的思想潮流仍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侂胄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侂胄先是组织了一场声势颇大的批判运动，反复从理论上论证朱熹之说的伪学性质，然后按照他的需要，将所有不附己者尽数列入“道学”
的名单。
既然朱熹的“道学”
已被指斥为“伪学”
，那么道学之人也就是伪党，这对侂胄完成他的政治清洗是再好不过的借口。
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八年正式申严道学之禁，十二月，朱熹被削职罢祠。
这时的朱熹才明白事情的性质已有所转化，但既已错过了反击的机会，除了在福建家里焚烧文稿之外，别无办法。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十月，事态臻于极致，有一位绵州知州王沇上疏，建议订立伪学名录，以便今后处理。
这简直就是蔡京“元祐党人碑”
的翻版，侂胄当然乐于取法。
于是在这一年末，五十九人被列入了这个名单。
其中宰执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官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等十三人，其他官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黄度等三十一人，甚至还包括武臣三人，普通士子八人。
很明显，这个道学党籍可以说根本就与所谓的“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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