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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职业化、外包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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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分享经济似乎要将部分企业和政府现有的工作都变成不同形式的灵活的自由职业。
为了知道在这一场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哪些行业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劳动力转化以及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将这场向按需工作转变的过程与其他两个方面因素联系起来，这两个方面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劳动和技术等领域引发了主导性的讨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包的普及率显著增长。
近来，数字科技带动的自动化吸引了持续不断的关注——在某些情况下还引起了恐慌。
外包
外包是指某公司使用的内部劳动力（包括雇员和其他签约工作的人）和该公司属于不同的国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都转移到境外去了。
通常，外包的动机是降低成本，有时也是为了利用一个新的人才库。
此外，外包有时也有税收优势。
黄书仪（Shu-YiOei，音译）和黛安·林（DianeRing）最近的一项研究强调，把分享经济硬插入到现有的经济类型时，除了会产生监管乏力，在分享经济平台上同样会导致类似的税收合法性和监管空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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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多原因，要想知道能反映出外包规模的准确数字非常困难。
其中一些原因解释了随着分享经济不断增长我们可能会遇到评估的挑战。
虽然有些工作可以被追踪（例如，信用卡呼叫中心的全职工作从美国转移到了印度），而另一些工作却不容易被追踪，不是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特定的组件被外包了出去。
比如，工作本身发生了变化，在Upwork、Fiverr等平台上逐渐分解成数以百计的任务，要想计算出其中外包工作占了多大比例，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如此，还有两件事我们可以相信。
首先，只有一部分工作可以被外包。
第二，高度外包化的工作只占美国就业市场的一小部分。
这两点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Blinder）通过高度准确和深刻的思考总结出来的。
布林德认为，外包工作代表了一个尚未达到顶峰的新时代。
就像我们的祖辈见证了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后来又从制造业转到了服务业的过程，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时代，其中至少某些类型的工作不再受其所处位置的限制。
虽然从几十年前开始制造业的外包工作一直都存在着，但我们正在见证在一个全新工作领域中的外包工作——服务行业的工作。
布林德认为，该变化由三个因素引起：数字平台的发展使企业可以在世界各地招聘和监控其员工；技术变革使劳动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向客户提供服务；人口大国（包括印度和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
外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重要的是，只有部分形式的服务工作可以提供外包。
正如布林德所观察到的：“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服务的重要区别……个人交付（简单称为‘个人’）和非个人交付（简单称为‘非个人’）。
第一类包括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作，从低工资的清洁工和保姆到高工资的外科医生和首席执行官。
同样地，第二类包括低端工作如呼叫中心接线员，和高端工作如科学家。”
布林德认为，关键的是不要仅仅看重工作技能或工作所需的文凭，而是要关注所需要的服务是否可以实现远距离电子化传输而不会影响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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