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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革命共识的破裂（1790—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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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法国开始改革，教会很难毫发无损，这一点所有人都很清楚。
在1789年春季的陈情书中，三个等级一致要求宗教生活的组织和运作要有所改善，步入理性化的轨道。
教士作为法国的第一等级，本想在这个过程中充当领导角色。
一开始他们确实走在前面。
在1789年6月，是教士代表首先打破了“特权等级”
的身份，从而开启了三级会议向国民议会转变的过程。
他们这么做是以上帝之名回应第三等级的诉求，而且饥饿的民众正饱受煎熬得不到救济，他们希望解除发放救济的障碍。
没有证据显示，作为国家的一个单独等级，他们会放弃教士的地位，也没什么可以证明，对于任何可能伤害到教会或者宗教的行为，他们准备放弃否决权。
但就在短短几周的时间中，他们丧失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原有的优势。
在8月4日之夜的宣誓中，也许没有哪个团体比教士遭受的损失更惨重了。
巴黎的神父不仅失去了什一税、教区会费，而且也不能再通过兼职将可怜的俸禄积少成多。
当时教士提出过赔偿金的问题，但是被拒绝了。
主教们和各色教会组织，包括慈善和教育机构，都失去了他们原来可能得到的封建税费，这笔钱往往数目可观。
后来议会投票通过了赔偿金，但是最终并没有支付。
教皇也失去了第一年俸禄，这本来是所有信徒都应交给罗马教廷用于维持其运作的年献金，这次断绝让人们回想起16世纪所有的新教国家和罗马断交的情景。
在就如何将这些改变写进法典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对教会的进一步威胁出现了，这次针对的是教会土地，而且米拉波宣称所有的教士都应当满足于充当国家的有薪仆人。
8月的后几周对教会打击更大。
《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拒绝将天主教作为法国国教，拒绝限制言论和意见的自由表达，并宣布公职和公民权利为每个人所享有，这意味着对新教徒、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要一视同仁。
议会中教士发言人总会遭到来自旁观席的嘲笑，所以10月份议会再次提起将教会不动产充作国有的时候，人们并不惊讶。
教士们竭尽全力进行了斗争，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剩下的东西，更因为他们意识到，教会剩余的资源必然会引来议会的进一步行动。
为了安抚人心，爱国者们表示，国家将会取代教会的慈善和教育职能，承诺每位教区神父的收入不低于1200里弗。
三分之一的教士仍拿着“合理提成金”
，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收入大涨，他们当然会很高兴。
但对于大量教士而言，1200里弗比原来少，而且什么时候开始发钱也未可知。
议会规定在这之前可以继续征收什一税，但是随着封建税费的解除，大多数地方的农民也不再缴什一税了，而强制征收则非常危险。
换句话说，到1789年末，这场本来受到众多神父友好而热情对待的革命，带给教士们的却是巧取豪夺和空头支票。
这一进程在1790年仍在继续。
2月13日，修道院修士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
除了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修道院之外，所有的男女修道院都被解散了，而且禁止新的僧侣宣誓入会。
诚然，前段时间的立法已经取消了这些机构的财产和收入，但是议会的用意更加深远。
很多代表，包括很多教区神父，都认为这些修道士是百无一用的寄生虫，是社会的负担，国家教会无法为这些人的存在正名。
在欧洲有大规模解散修道院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约瑟夫大帝二世在哈布斯堡家族领土上进行的理性化改革。
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本身也关闭过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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