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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热月（1794—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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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恐怖的缔造者和最初的拥护者在恐怖中毁灭或被置于沉默与无能为力的境地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恐怖究竟为了什么，大革命又该走向何方？1794年3月底，一个警察暗探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有什么结果。
人们斥责两个革命委员会，于是我们觉得这些委员会很可疑。
人们斥责革命军队，如今它也解散了。
革命这一名称的意思好像是某种反对一切事物的事物。”
[1]但是，有一个人会用雄辩有力的声音反对这个说法：他就是罗伯斯庇尔。
整个秋天和初冬，他也在为革命的方向和意义苦恼，与宽容派的逢场作戏和他的政策便能证明这一点。
但到2月，他的想法逐步清晰起来。
2月5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个革命的信仰表白。
他说：“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和平地享有自由和平等，是永恒正义的统治。
而永恒正义的法则不是镌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何种政府能实现这些奇迹？唯有民主制或共和制政府，这两个词是同义词。”
[2]但罗伯斯庇尔指出，民主制并不等同于始终处于行动之中的主权人民（这就含蓄地拒绝了无套裤汉介入政府的要求）。
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状态：主权人民在自己创制的法律指导下从事一切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不能胜任的工作则由其代表来完成。
所以他们应在民主制政府的原则中寻找政治行为的方针……那么民主制或民众制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或者说，维持它并使它运转的根本支柱是什么呢？是美德……这只能是对养育你们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你们的政治行为的首要方针必然是将你们的一切行为与维持平等、发展美德联系起来……在法国大革命的体系中，不道德的即为非政治的，腐败者亦即反革命。
缺陷、堕落和偏见是通往君主制的捷径。
如果这些观念是别人提出的，那可能只是法国大革命中层出不穷、乏味浮夸的言辞的又一范例。
然而，罗伯斯庇尔是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他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认真。
在1794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初，为了清除共和国的腐败，剔除不能达到其严厉的道德标准的人，他越来越心神不宁。
他的这种不安心绪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法布尔·戴格朗蒂纳，罗伯斯庇尔于1月8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对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
但在罗伯斯庇尔眼里，法布尔的贪婪、奸诈和腐败给他那些知名的伙伴蒙上了嫌疑，包括像德慕兰这样的宽容派首领。
至于丹东这样夸夸其谈的墙头草，他们坚定地维护法布尔，表明他们把朋友置于爱国原则之上。
在勾勒出美德理想国的蓝图后不久，罗伯斯庇尔病倒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
在这段时间里，政治日程受埃贝尔派左右。
治安委员会的成员阿马尔负责对印度公司的丑闻提出报告，以便对被告进行审判，但他在汇报自己的结论时令人困惑地拖拉。
可能他也卷入了丑闻之中。
由于同事不断施加压力，他终于在3月16日的报告中对法布尔、夏波和很多人提出指控。
罗伯斯庇尔和比约-瓦伦公开在国民公会指责他的报告过分集中于财政细节，也就排除了这场阴谋的所谓政治性枝蔓。
3月19日，阿马尔再度作报告，这次他拓宽了范围，法布尔和他的伙伴被送上了法庭。
在埃贝尔派刚被清洗之后，这次审判的时间和筹备工作成为两个革命委员会的中心议题。
双方似乎已经决裂。
比约-瓦伦等人觉得宽容派在怂恿埃贝尔派走向自我毁灭之后也自取灭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也持这种看法。
法布尔的案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因为他被逮捕前是继续执行恐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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