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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大革命及其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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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两个世纪
从来不可能对大革命作出中立的评价，对当代人来说，个中原因再清楚不过了。
雄心壮志都被释放了，利益受到了攻击或是威胁，毫无妥协可寻。
因此早在1791年，对于这场要对整个国家、社会和文化作出突然的且是彻底的改革尝试的各种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形成了，那时罗伯斯庇尔仅仅是一个唠叨鬼，断头台还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玩笑，恐怖统治尚无从设想。
但暴力推翻王权的经历，九月屠杀和共和二年的腥风血雨，让一切变得匪夷所思，并从此给革命贴上了恐惧的标签。
以清洗屠杀为主的统治方式超出了革命敌人最坏的估计，也考验着革命同道的容忍限度。
因此从1794年以来，存在着三种基本立场。
第一种认为大屠杀是引发敌视革命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革命的支持者则分成了两类：一类认为，为了保住革命，认为恐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恐怖是必须而且应当捍卫的；另一类既不捍卫恐怖，也不承认其必要性，但认为恐怖是可以理解的。
这三种态度的具体表达方式多种多样。
用现代术语可以表达为“贵族”
（或反革命）、“雅各宾派”
和“温和派”
三类，更近的术语则将其称作“反动派”
“激进派”
和“自由派”
，或者简单地表述为“右派”
“左派”
和“中间派”
。
在两百年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依然可以如此划分。
右派解释的所有基本要点都可以回溯到伯克。
这种解释认为旧制度依旧是稳固的，而且根本上是可行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一体制必然是从外部被摧毁的。
罪魁祸首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持续且不负责任地批判、腐化了对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信念。
巴吕埃尔（Barruel）在恐怖结束后阐发了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将启蒙运动看成是一种秘密且周密布局的阴谋，目的是要宣传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主要就是那些共济会员。
这伙人就是在搞破坏，他们宣扬暴力和屠杀深深根植在这场运动中，如此野心勃勃的企图，是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
这些观点的早期史可以参考拜克（P.H.Beik）撰写的《右派眼中的法国大革命》[1]和麦克马洪（D.M）撰写的《启蒙运动的敌人：法国的反启蒙者和现代性的形成》[2]。
这种敌对的传统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为一名不信教的一流作者十分合理地阐述，而且在19世纪的天主教圈子里流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就是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Taine）。
他撰写的《现代法国的起源》[3]虽然没有天主教的痕迹，但同时却也充满了对血腥的民众激进的恐惧，这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反复出现，与先前的论辩相比，泰纳的观点有更多的受众。
他的巨著影响深远，故而雅各宾传统中当代一流的史家阿尔丰斯·奥拉尔（AlphonseAulard）用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从学术研究的标准来攻击泰纳著作，而泰纳已经去世。
1909年奥拉尔遭到了一名年轻的信仰天主教的档案馆员的回击，他就是奥古斯都·科尚（Augustin），1916年被害。
科尚几乎没有出版过其他著作，但是在一系列他死后才发表的论文中，科尚重建了革命前的思想社（包括共济会）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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