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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作假。
简·格雷被推翻之后，她的支持者因为她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而拥护她；但是当她在威斯敏斯特安全登基后，人们才发现她激进的天主教信条。
我们应该注意到约翰·福克斯和其他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新教辩论家的偏见，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玛丽除了迫害一事无成。
的确，她脱离了人的价值观和现实感，她残酷迫害对手，1555年2月后烧死至少287人——她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击败敌人。
但是知名的新教殉道士包括胡珀主教、黎德利（Ridley）主教、拉蒂默（Latimer）主教和大主教克兰麦，他们同样也是直接政治报复的受害者。
许多玛丽时期的“殉道者”
都是极端的新教徒，亨利八世或弗朗索瓦一世也会毫无怜悯地把他们烧死。
按照16世纪的标准，玛丽恐怖统治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规模和强度，因为这些受害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1555年2月至1558年11月之间）被烧死，并且处决集中在伦敦、东南部和东盎格利亚。
在其他地方新教还没成气候，北方只烧死一名新教徒，西南地区五个，威尔士三个。
都铎王朝中期，信奉新教的人数在伦敦仍不超过总人口的40%；在南部和东部郡县约占15%；在诺威奇、布里斯托尔、考文垂和科尔切斯特等城镇约占25%；在北方不到5%。
更具破坏性的是，许多受害者都很年轻。
自从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后，已知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三到了自由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法定年龄——14岁。
因此，他们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背教者，因为如果他们对教皇权威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放弃信仰。
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不应是简单的教义错误或真正的无知，而是“顽固的”
异端邪说。
根据教会法规，不是所有玛丽时期的殉道者的火刑都是合法的，包括克兰麦的。
这证明了新教徒眼中受害者的立场，受害者引用了《圣经》：“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的口中获取力量。”
[2]玛丽的做法遭到来自内部的反对，因为腓力明确表示他无法接受活生生把人烧死的行为，因为这很可能会引燃更强烈的抵抗。
腓力虽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却质疑宗教法庭的权力，并决心阻止教皇过度干涉自己领土内的事务。
腓力不赞成玛丽使用火刑，这对女王是重大打击。
玛丽辩护说，自己的真正目标始终是让英格兰与罗马和解；迫害是她计划的一小部分。
因此，对她来说有利的是，到目前为止，议会里拥有土地的平信徒彻底世俗化了，因为他们几乎二话不说地否定了亨利和爱德华时代的宗教立法，并重新制定了《异端法》，长期以来他们的唯一条件是：不应该归还自1536年以来被没收的教会土地。
然而玛丽需要教皇的帮助，她不能单枪匹马。
1554年11月，波尔枢机主教流亡归来，代表教皇赦免了王国的罪孽，并宣布英格兰与罗马重归于好。
然后，他本着反宗教改革的精神进行了教会改革，涉及礼拜仪式、教士礼仪、教育和主教监督等领域。
但他的方法高瞻远瞩。
他没有把人当作个人，而是群体；他在布道前强调纪律；他试图成为一名“宽容的”
教士，帮助那些智力不足以自行做选择的人做出选择。
这些方法无法扼制异端。
波尔自称为“北极星”
，认为他在英格兰可以引导迷失的灵魂。
没有人给他提供完成使命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只有三年时间，几乎没钱——这是不够的。
教会的机器要慢慢地停转了；如果不提高神职人员的生活津贴，就不可能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准，特别是北方地区。
如果说玛丽失败了，那也不是因为诸如托马斯·怀亚特（ThomasWyatt）爵士在肯特郡（1554年1月）叛乱之类的反抗和阴谋（总的来说她有效地处理了托马斯·怀亚特事件），而是因为她的政策与议会冲突。
议会阻扰了她让丈夫加冕的计划，同时强烈反对她与罗马教廷修好——除非她答应土地所有者有关前宗教土地的要求。
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腓力同样坚决要求尊重议会的意愿，因为他担心玛丽的不妥协态度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当议会随后以多数票拒绝没收800名左右逃往法兰克福、苏黎世、日内瓦和其他地方的新教徒的土地时，玛丽受到了羞辱，尤其是因为这些流亡者当中善于表达的成员不懈地发布反天主教的宣传，以及反对她的颠覆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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