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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辉格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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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1760年汉诺威王朝初创时期，英国政治有这样几条主线：（1）通过镇压詹姆士党人的叛乱活动而巩固了汉诺威王朝的合法地位；（2）辉格党人长期把持政权，托利党人则退居乡间；（3）内阁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大臣对首相负责、内阁对议会下院负责的责任政府制度。
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之初地位并不稳固，流亡法国的詹姆士三世及其后代一直觊觎英国王位，在法国人的支持下，英法两国的詹姆士党人不断制造复辟阴谋，并策动军事叛乱，对新生的汉诺威王朝造成极大威胁。
1714年10月20日，就在乔治一世举行加冕典礼的那一天，英格兰不少地方爆发了反对新王朝的示威活动。
伯明翰（Birmingham）、布里斯托尔（Bristol）、诺里奇（Norwich）、雷丁（Reading）等城市均出现规模不等的群众性示威。
1715年是大选年，国内的詹姆士党人借机搅局，使不少地方的选举充满了暴力和紧张的气氛，莱斯特（Leicster）的郡守甚至认为自己生命受到威胁，因而将投票延期进行。
5月29日是查理二世复辟的日子，在伦敦的香榭里大街（e）甚至有詹姆士党人燃起篝火表示纪念。
6月和7月，反对新王朝的活动更是达到**。
为了稳定国内秩序，7月初，议会通过了《骚乱法》（RiotAct）。
法案规定，12人及以上的群众集会，接到当局命令后须在一小时内解散，拒不执行者将被判处死刑。
《骚乱法》的直接目标是打击詹姆士党人，但其后牛津等地反对新王朝的集会仍不时出现，于是议会宣布终止《人身保护法》（HabeasCorpusAct），授权政府可以在不经过任何程序的情况下拘捕任何反对王室和政府的人。
一些与复辟活动有牵连或图谋发动叛乱的贵族被捕入狱，财产也被没收。
但高压政策仍不足以平息国内局势，一场更大的叛乱还是在苏格兰爆发了。
在英格兰，同情詹姆士三世的人只是少数，而苏格兰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詹姆士党人主要集中于苏格兰，有相当一部分苏格兰贵族敌视新王朝，希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这种强烈的“詹姆士党人情结”
（Ja）不仅与斯图亚特王朝源自苏格兰有关，而且与合并后苏格兰人的不满有关。
由政治精英所推动的合并并未给苏格兰民众带来多大利益，英格兰政治家对苏格兰人的利益更加漠不关心。
1712年，托利党政府颁布《宽容法》（TolerationAct），对苏格兰长老会所排斥的其他教会实施保护，这被苏格兰人看作干预其宗教自由；同时，托利党政府宣布在苏格兰开征麦芽税，这被看成英格兰的经济剥削。
不满情绪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留恋交织在一起，就酿成了反对新王朝的叛乱。
1715年9月6日，苏格兰贵族马尔伯爵（EarlofMar）在布雷玛（Braemar）树起詹姆士党人的大旗，发动反对汉诺威王朝的叛乱。
马尔伯爵曾在乔治一世内阁中担任负责苏格兰事务的第三国务大臣之职，但一些托利党人诽谤他与复辟王朝有勾结，因此被乔治一世解职。
仕途终结的马尔于是发起了叛乱，并打出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旗号，希望老僭位者詹姆士三世能给苏格兰带来“古已有之的自由和独立的宪政”
。
马尔叛乱在苏格兰高地部落中支持者众多，18位贵族带着共5000名叛军加入马尔阵营中。
虽然英国政府派阿盖尔公爵（Dukeyll）率军平叛，但收效甚微。
马尔叛军先后攻占了苏格兰的珀斯（Perth）、阿伯丁（Aberdeen）、邓迪（Dundee）等城市，其人数也增加到约1万人。
叛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南进军，以呼应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发动叛乱的詹姆士党人，但在普雷斯顿（Preston）遭到政府军的阻击，200多名贵族军官和1250名士兵被俘。
另一路在马尔伯爵率领下向爱丁堡（Edingburg）挺进，但在谢里夫穆尔（Sheriffmuir）遭到阿盖尔公爵的阻击，双方陷入僵持局面，但僵持对詹姆士党人来说就意味着失败，阿盖尔公爵“成功地阻止了马尔伯爵深入苏格兰低地，这对于乔治（一世）来说就是胜利”
。
马尔叛乱给詹姆士三世造成一个复辟良机，但1715年9月路易十四（LouisⅩⅣ，1661-1715年在位）去世，法国政府被亲汉诺威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DukeofOrleans）所掌控，这使得由法国出兵帮助复辟的希望落空，因此在马尔叛乱的三个多月中，詹姆士三世及其势力只能隔岸观火，无法给叛军以实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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