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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
，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
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政权中任甘肃节度使；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大顺时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80]。
陈之龙在明朝为监军道，大顺政权委任为宁夏节度使，降清后仍任巡抚[81]。
黄尔性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汉中府通判，大顺政权授职“道员”
（防御使），降清后被英亲王阿济格委任为宁夏巡抚；富平县举人赵兆麟归附大顺政权后，仕至神木道（神木防御使），降清后也由阿济格委任为郧阳抚院。
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议把他们降为道级官员，摄政王多尔衮裁决仍以“都堂”
（巡抚）任用[82]。
多尔衮还经常命降清的汉族官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旧友相率入朝的局面。
自从明朝中叶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
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1645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说：“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
及摄政殿下宽仁好善之意，播于远迩，暨圣主膺篆御图以后（指上年十月清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北京即位），瑞叶天人，然后东西响应，多士云集，乃有今日，岂易易哉。”
[83]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为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确实煞费功夫，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多尔衮刚进关时曾经严令沿途军民一律剃发结辫，遵从满俗。
入京后又命令京师官民为崇祯帝吊孝三日后即剃发改制。
这一举措立即引起汉族各阶层居民的强烈反感。
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评论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
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
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
[89]由于清廷立脚未稳，朝廷内新归附的汉官非议甚多，在野的更惊畏不至，多尔衮不得不暂时收敛，五月二十四日谕兵部道：“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
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90]同年七月，又规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
[91]。
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跟，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畿南、山东、晋北地方官绅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的消息传开以后，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
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
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
明恭顺侯吴惟英之弟吴惟华在多尔衮进京时拜迎马首，自告奋勇前往山西替清朝招安地方。
多尔衮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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