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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耕地荒芜，“如浑源州原额地（指明代册额）七千九百九十五顷四十九亩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后，屠戮复荒无主地四千八百余顷，见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顷三十六亩。
朔州原额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顷八十八亩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顷，见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顷七十二亩。
大同共额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一顷七十六亩八分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七千一十八顷零，见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顷四十六亩六分零”
。
“实核三州县户口之死亡者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见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遗荒田一万三千五百顷余，该粮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余两”
[92]。
《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
[93]《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
[94]封建史家常常把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贼匪，而对清朝“大兵”
倍加歌颂，说成是“出民于水火”
的“仁者之师”
。
这完全颠倒了两者对普通百姓的态度。
康熙《静乐县志》记：“甲申（1644）逆闯设伪官第五浪，民无大害。
受害惟己丑（1649）为甚。”
[95]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摘录如下：
节妇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过于严父。
甲申（1644），贼自成陷郡城。
李舍舍贼可五六十辈，纷纷托索器物肆媟嫚。
李察其为首领者招之曰：“我夫远出，谅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静暗中来，勿使张扬，去与我留少颜面。”
首领亦幸其秘密，喜甚。
迨夜，李与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领入，遽乱声锣。
巡捕者逮诣自成，斩以殉。
李不肯退，曰：“为一妇人，诛一将，部曲谁肯甘心？虽畏法，临启行时，何难戕害？”
自成发令箭，驱众贼出，封其门。
己丑（1649，顺治六年），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
[96]
这个发生在汾阳的故事真切具体地证明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纪律极为严明，而博洛、满达海两个清朝亲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
二者相较，何啻天渊。
尽管作者把明清之际汾阳发生的变故记载下来是为了表彰“节妇”
，还是要感谢他无意之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给那些为多尔衮之流评功摆好的卑琐文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山西大规模的反清运动被清军镇压下去之后，剩下的复明势力仍然利用险峻山区坚持斗争。
如从运城地区突围出来的虞胤率领残部进入华山，自称陕西总统。
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虞胤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同年十月接受指令后由陕西秘密返回山西阳城、沁源山中联络各地抗清武装[97]。
姜瓖的部将牛光天进入太行山区，自称山西总统[98]。
高鼎等人则盘踞于五台山。
直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他们不仅互相串联，“联络各处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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