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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的详情还缺乏研究，但卷进去的人相当不少。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投诚伯常应俊，总兵李际遇、马儒齐、黄明先、丁启光（即下文丁启睿之弟），副将王士永、一把撒、夏五岳、贾应逵、骆和萧、刘方侯，参将乔松，游击滕和齐、于起范、冯可松（按即弘光朝掌锦衣卫的冯可宗）、傅有功，都司马崇臣、卫士龙，守备李豪、张嵩，闲散官丁启睿（原明崇祯朝总督）等坐与贼党王道士通谋，并其兄弟及子，俱伏诛”
[29]。
刘泽清是同山东地方势力联合反清，王道士案则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员为主串通河南反清势力进行密谋[30]。
这两个事件虽然都被清政府破获，参与人员均遭捕杀，然而联系到1648年（顺治五年）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王永强、丁国栋、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降清以后不仅受到满洲贵族的歧视，而且察觉清廷实力有限，认为大可一试身手。
第二节 姜瓖等人领导的山西反清运动
山西省的复明运动是以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揭开序幕的。
姜瓖，陕西延川县人[31]，原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
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投降了大顺政权。
同年五月，传来了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放弃北京的消息，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
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
，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
[32]。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
，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
，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
[33]。
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
，“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
[34]。
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
没想到次年（1645，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札付，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
。
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
。
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
。
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
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
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
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35]。
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
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
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
。
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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