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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招抚的半年多以前，张献忠在湖广上津县元真观避暑时，修葺了关庙，重塑了关羽的神像，还撰写了一通记文勒石为碑，其中说：“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
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
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
[35]这通碑文，表明张献忠在思想上仍然受着封建理法的束缚，他把自己参加农民起义说成天意所迫，并非他的本心。
这种思想状况同他接受明政府招降很难说没有关系。
从当时整个农民起义的动向来看，张献忠的受抚，对其他一些起义首领也起了不良影响。
尽管他的受抚同刘国能、李万庆等叛徒在本质上不一样，既没有改编军队，也没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部义军当中，毕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率部受抚客观上助长了农民军中投降受抚的逆流。
在张献忠受抚以前，崇祯十一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投降了明政府。
刘国能原是庠生出身，参加起义后曾为农民革命事业做过一些贡献，成了起义前期的著名首领之一。
但是，浓厚的封建忠孝节义思想却像无形的绳索一样羁绊着他，使他在阶级冲突激化时，终于倒向了统治者一边。
据说他的投降是奉其母之命，投降时顿首曰“愚民陷不义，蒙明府湔拭更生，愿悉其众上幕府军簿，身入麾下，尽死力”
[36]，表示甘心充当明政府镇压农民的马前卒。
他的部下十四哨共五六万人，“多散归老回回、革里眼”
[37]，跟着他投降的只有五千人，说明他的此举很不得人心。
在张献忠受抚以后，顺义王于七月十五日在河南信阳投降，明政府发给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
同月，罗汝才、混十万、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在河南永宁（今洛宁）向总理熊文灿投禀乞抚，熊文灿派监军道张大经于八月初一日至永宁县西关面见罗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
初二日，又有过天星、紫微星、射塌天、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卢氏县派人联络投降。
这年十月，满洲贵族军队破边墙而入，进犯畿辅地区。
明廷火急命令洪承畴、孙传庭统率陕西官兵入卫京师。
在永宁、卢氏地区的罗汝才等九营起义军首领，以为官军东出潼关是为了合剿自己，急忙拉起队伍跑到湖广均州，向太和山提督太监李继政求抚。
李继政移咨熊文灿，同意接受招抚。
于是，罗汝才同白贵（小秦王）、黑云祥（整十万）三营屯扎于房县，其他五营分驻于竹溪、保康一带。
这样，当时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各支起义军，绝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
在南直隶、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刘希尧、蔺养成五支义军（革、左五营），由于势单力孤也趋消沉。
崇祯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农民军中投降受抚之风一时甚嚣尘上，整个明末农民战争暂时转入低潮。
在那黑云翻滚的日子里，形势似乎急转直下了。
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着最猛烈的暴风雨。
既然导致这场农民大起义的各种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既然暴虐统治的明王朝，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拼死地反扑，那么，农民战争**的再次到来就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在投降受抚的逆流中，一些原来是起义军首领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里愈陷愈深，然而千百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却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求继续进行斗争。
在接受了招抚的义军首领当中，情况也很不一样。
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在受抚期间，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而且由于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较多的接触，更洞悉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寄人篱下的那种抑郁生活和反动官僚的阴谋陷害，更激起了他们胸中的怒火，使他们迷途知返，为重举义旗做了准备。
第四节 谷城、房县“受抚”
的透视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受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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