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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当大顺政权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形势逆转时，这些人便乘衅而起，发动叛乱；但是，在那样广阔的地区内，却没有出现过农民起来反抗大顺政权的事。
明末清初，山西、畿南、山东、河南，到处狼烟滚滚，烽火遍地，反抗官府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更是数不胜数。
在大顺政权治理的短暂期间，形势却截然相反，原先各地的地方性农民起义武装，有的改编为大顺政权的地方武装，有的自动解散归农，个别已经转化成了地主武装的则被大顺军剿灭或驱走。
时人陈济生记载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经过大顺政权管辖区的见闻时曾经说：“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
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
走到郑家口（今故城县）时，所看到的情况是，“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
太平光景，于兹仅见”
[42]。
刘銮在《五石瓠》中也说：“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守令到河北，诸贼（指各地地方性农民起义）始消。”
从一些封建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大顺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
如《定兴县志》记载，明王朝覆亡后，畿辅地区的群众曾经趁乱抢掠富家财产，一个名叫耿权的绅士想出了一条奇计，“取自成伪檄增数条禁之。
一时传数百里，皆敛手不敢动，众以保全。
孙夏峰称其能济变”
。
[43]大顺政权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它实行了免粮等农民革命政策。
它所派出的地方官员一般比较廉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如光绪《定兴县志》转引旧志说：“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
……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
大顺政权的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之上馈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
[44]。
《甲申传信录》也说，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
。
可见，在北京期间，各地建立的大顺政权颇有一番新兴振作的气象，是得到贫苦群众，以至于中小地主拥护的。
为了吸收知识分子，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也举行了考试。
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随驾考选试官，考京城生员，出题《天与之人归之》”
[45]。
同时，顺天府召试了所属各县生员，中试者由吏政府选授官职。
四、抽调部分军队南下
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占地日广，驻防军队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除了在北京掌握着较大的机动兵力以应付不测事件以外，抽不出多少军队南征。
然而，随着明王朝的覆亡，长江以北的明政府统治已成瓦解之势。
为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大顺农民革命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地区，为北方底定之后完成统一大业做准备，李自成曾决定抽调部分军队（基本上是明朝投降官军）沿运河南下。
四月初六日，任董学礼（原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为淮镇制将军，并命他带领兵马一千五百名由北京起行。
五月间到达南直隶宿迁县，与南明弘光朝廷的官军对峙。
[46]随同董学礼南下的，有充当招降使者的大顺军将领刘暴[47]，他携带了李自成颁发给南明将领黄得功、高杰、刘伊盛、刘肇基、徐大绶的五道敕文。
黄得功冥顽不化，把刘暴关进监狱，并且报告了弘光朝廷。
由于大顺军主力没有南下，派遣的明降将兵力又非常单薄，招降无效自是意料中之事。
除董学礼部以外，先后奉调南下的，还有明降将、原柳沟副将郭陞和副将白邦政，所带兵员也都不过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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