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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叛投清朝的还有汉南副将胡向化所部士兵一万余人、黄甫营守将高鸾以及陕北从响水到宁塞的十营堡边军。
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原来为形势所迫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将领,差不多全部都拜倒在了爱新觉罗皇室之下。
[51]他们在政治上的反侧,给大顺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当他们态度暧昧、尚未公开叛变时,李自成等人为了防范而不得不留下相当数量的大顺军旧部加以监视,这就在前线急需增援时不能充分有效地集中兵力。
他们叛变以后又往往急于向清廷献媚,或是背信弃义地向大顺军发动突然袭击,或是把自己驻防的地区作为进见礼,甚或二者兼而有之。
我们已经指出,山西沦陷时,姜瓖在大同和唐通在保德的叛变,不仅把整个山西北部献给了清廷,而且都给大顺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西北地区明朝降官降将的叛变,更使大顺军领导人苦心经营的后方顿时烽烟四起,无法固守。
陕北的陷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除了高一功、李过镇守的榆林、延安以外,其他负责防守沿边城堡的明降将,很快就被清廷拉了过去,使榆林、延安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
文献中说,“惟榆林守将高一功乃闯贼旧党,坚拒相抗”
[52]。
正是由于大批降官降将的反水,阿济格才能只留下大同总兵姜瓖、榆林总兵王大业、宁武总兵高勋、宣化副将康镇邦等降将围攻榆林,自己却领着大军继续南下。
这是迫使李自成丢掉西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又一次证明,任何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大体上稳固的后方,要在前线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之后节节败退,主要原因并不是清兵天下无敌,而是由于自己内部的不稳定。
第六节 李自成的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
清军占领西安后,多尔衮命多铎按原计划移师进攻南明弘光政权,阿济格部由陕北南下追击大顺军。
这时李自成正带着军队进至河南内乡一带。
据说,李自成曾有意直趋南京,抢在清军之前占领东南财富之区,由于顾君恩的竭力劝阻,才决定南下襄阳、承天。
[53]阿济格受命进攻陕北时,曾经迂道蒙古部落索取马匹,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严厉训斥,责成他“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以赎从前逗留之咎”
[54]。
阿济格不敢怠慢,在任命了西北地区官员之后随即率师南下。
当时大顺军在数量上仍然超过清军,但是连续大败之后,士气低落,撤退时又拉家带口,行动迟缓。
正月二十九日,主力撤到河南内乡后,在这里停留了较长的时间,直到阿济格部清军追了上来时,才于三月十八日拔营南下湖广。
[55]
据阿济格向清廷的报告,这年三月到四月,清军先后在河南邓州,湖广承天(今钟祥)、德安(今安陆)、武昌、富池口(今湖北阳新县境)、桑家口、江西九江等七地,接战八次,大顺军都被击败。
[56]这里所说的八次战役,并不都是大顺军主力同阿济格部清军展开的正面交锋,但反映了大顺军从西安撤退下来的行经路线和清军的追击情况。
[57]
三月,大顺军由承天进抵汉川、沔阳,南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告急。
明江西总督袁继咸以为大顺军将沿长江北岸向南京进军,就带了一部分军队赶往蕲春,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相呼应。
大顺军却从沔阳州的沙湖和对岸簰洲之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击败左良玉部将马进忠、王允成的驻防军,使“武岳大震”
[58]。
左良玉吓得魂飞魄散,只好借着“北来太子”
[59]问题大做文章,打起清君侧的旗帜,声称要打到南京,讨伐马士英、阮大铖。
左军于三月二十三日全师东下后,武昌遂无驻军,李自成乘机占领该城。
李自成当时的计划是夺取东南作为抗清斗争的基地,所谓“西北虽不定,东南讵再失之”
[60]。
到达襄阳时,他麾下的士卒有从西安带来的十三万,又把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驻防的七万人调集随营,合计二十万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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