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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手后，力主武力解决。
他曾以提督身份率兵猛攻河曲的王嘉胤，试图一举歼灭。
没想到另一支农民军神一元攻陷宁塞，杀掉了杜文焕一家多口，以报复杜文焕。
杜文焕这才解河曲之围，率兵匆匆赶往宁塞。
杨鹤的另一位手下大将洪承畴，在剿抚问题上与杨鹤也不一致。
这位原为参政的洪承畴，几次杀降，毒辣之至。
崇祯四年（1631）四月，巡抚洪承畴令守备贺人龙等设酒宴犒劳降卒，等降卒入室时伏兵四起，杀掉了三百余人。
这种举措，洪承畴后来还重复了几次。
当然，当时杀降的并不是洪承畴一人，还有不少其他的将领也做过这种丑恶之事。
如崇祯三年（1630），巡按御史李应期在绥德杀掉了已经投降的义军领袖苗美、左挂子（即王左挂）。
崇祯四年（1631），还是这位李应期，又在榆林杀害了已经接受招抚的义军首领王子顺等。
作为朝廷的命官武将，竟干出杀俘这样背信弃义的缺德事，使朝廷的信誉一落千丈。
吃了苦头的农民军，生怕再上朝廷的当，不再肯接受招抚了。
对于这种做法，不少人曾提出过不同看法。
如费密就说过：
“诸路叛贼虽是奸人思乱，但开始时也是为饥荒所迫，势急思逞。
其中希望朝廷招抚返乡的也占十之八九。
后陕西总督某（指洪承畴）招抚数千人，某日遣降卒樵采，去其弓矢，发兵数千人围杀。
降卒见状，纷纷拔木举石，奋起反抗，突围而出。
从此以后，民军绝了投降之心。”
费密之言，很有道理，只是把杀降的责任归在洪承畴一人身上了。
顺便讲一句，最终导致杨鹤下台的神一魁的降而复叛，也是因为杀降。
神一魁投降后，杨鹤等令神一魁于耀州诱杀另一支义军首领、当时已降的茹成名，从而引起了神一魁部下的猜疑，最终挟持神一魁重新反叛。
由于上述各种各样的因素，杨鹤的主抚政策最终失败。
他自己也落得个悲惨下场。
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为他辩解开脱。
倒是他的老部下洪承畴，还不忘旧情，替他上了一疏，说当时主抚，也是“时势不得不然”
，要皇帝抬手放他一马。
不过崇祯帝此时根本听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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