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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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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笔记
1998.6.9
从地图上看，日本的国土像撒落在太平洋中的一把珠子，大大小小，串成狭狭的一条，与中国幅员广阔的大陆挨得挺近，仿佛抬脚就能跨过去，用“一衣带水”
来形容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乘坐的国航921班机从北京出发偏偏要绕回上海再飞往大阪，让我们在空中白白地多待了两个小时。
此番我们中国笔会代表团是应日本笔会邀请，专程赴日，共同研讨两个十分专业的问题：文学和文字。
早在三个月前便已收到日本笔会发来的传真，有关这两次学术研讨会的具体内容日本同行已有周密的设想。
日本笔会理事、国文学者中西进先生对于将在京都举行的公开学术研讨会的宗旨是这样陈述的：
“近来，日本混乱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常常受到指责，危机和不安之声虽不绝于耳，但建设性的意见却很少听到。
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也存在一种现代社会的不安呢？在这样的时候，日本和中国笔会的朋友们站在“亚洲”
这一共同的立场上探讨现在应该如何去做，是至关重要的。
过去，文学家肩负了作为舆论导向的责任和义务，并充分地承担了这一社会性的要求，但遗憾的是，在今天却看不到这样的构造……虽然亚洲具有种种问题，但欧洲对亚洲寄托着热切的期望，称下个世纪为亚洲的时代。
所以，在这次中日笔会学术研讨会上我建议讨论以下三个问题：1．现代社会中文学家应有的姿态。
2．亚洲面向世界的主张。
3．日中文学家能够合作的事项。
通过对这三点的讨论，探讨日中文学家对全人类的看法及具体的行动方式，期望以此找到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良策。”
关于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学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地位，诸如此类问题，在国内文坛似乎已极少有人提及，在文学圈子里那会被嗤笑作很低级很幼稚的问题。
我们的许多文学家似乎都已羽化，张开神秘的文学翅膀飞离了世俗的大地，在精致的文学象牙塔中去研讨那些只属于文学本身的问题，譬如形式、技巧、结构、语言等等。
我于1989年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尚未解体、正处在动**不安中的苏联。
苏联曾经有多么丰厚的文学传统，俄苏文学曾经熏陶了中国好几代人。
可是那年我们访苏，‘所到之处与作家们座谈，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再关心文学，也很少谈及文学，他们张口闭口谈及的都是国家的政治前途与经济状况，有的作家甚至投笔从政，投身于政治改革的漩涡之中。
当时我曾感叹，在庞大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中，文学的作用真是太渺小了！
那么，中西进先生提出的文学命题对文学家来说是不是太沉重了些？
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当我刚刚发表了几篇小说，刚刚被人称作为“作家”
之际，便常常被公众洁问：“你为什么而写作？”
这个问题就像“人活着是为什么”
一样，有无数个答案，却又像永远找不到答案。
由此，我想，中西进先生提出的文学命题是不是每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必须面对的呢？就像人活着就必须面对“活着为什么”
的命题，你可以漠视它，也可以不回答它，可它却像影子般的追随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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