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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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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618）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止。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地把“江左余风”
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
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
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
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
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
。
（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地分占了一席。
）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
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念）。
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
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
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
《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
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
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
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
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
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
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
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
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
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
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
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
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止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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