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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
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
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
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
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
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
劈头是“书簏”
，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
，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
五种书同是“事”
（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
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
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
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
，其次“事对”
，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
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
，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
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
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
装潢成五个字一副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
（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
）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
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
了的隋炀帝，和“南化”
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甚至
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
[1]
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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