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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当不了实业巨子，若执著于学问或艺术，将来基本上免不了相对清贫，这也是一种选择，没什么关系。
穷人也是人，无须一见到有钱人的别墅、轿车、“大哥大”
之类就自惭形秽自叹衰老，正如面对穷乡僻壤的痩弱饥民时，不必自觉优越和自诩青春。
穷人也可以爱好文学，就像有权爱好喝酒或钓鱼。
世界上从来就有人比作家阔绰，但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文学。
世界上也从没有文人赚钱就必先崇拜金钱甚至不容许旁人斗胆继续淡泊金钱的规则。
赚钱就赚钱，改行就改行，作家改行当老师当木匠当部长当足球中锋都正常得足以理直气壮，但改行并不是晋升提拔。
离开文学或准备离开文学，不意味着从此便无端拥有更多对文学的鄙弃资格和教导权，也不意味着因此就有了富大俱乐部的优先入场券。
我们的建设还在打基础和起步的阶段，还没达到值得大惊小怪的程度，多一些灯红酒绿的歌舞厅也乏善可陈。
要说折腾钱，我们在老牌欧美发达国家面前还只是低年级新生。
但当年活在欧美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什么衰老感，也没有刮青自己的脸皮往实业家堆里钻，没去工商界奉领改革文学的指示。
巴尔扎克喜欢钱，宣言要赚完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铜币，但他的作品是资本社会贪婪、奸诈、虚伪的揭露大全。
福克纳身处赚钱高手云集的美国，但也并没有愧疚自己对故园乡土的痴迷，并没有后悔自己曾失足文学，反而声称自己一辈子就是写“家乡那邮票大的一块地方”
，平静的目光投注于某位贫贱保姆或某位弱智少年，监测人性的荒寂和美丽。
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远未赶上亚洲“四小龙”
，但金钱与文学并不绝对同步，并不是直线函数。
“四小龙”
的文学纪录仍差强人意，即便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也是羞耻而不是光荣，是外激型现代化常见的先天不足症候之一。
可以谈一谈的是多年前的日本人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在创作后期以东方文化传统为依托，着力追求和表现静美，与东山魁夷等艺术家的画风一脉相接。
甚至还有怀疑和反感现代化的诸多言词，颇有落伍时代之嫌。
…但正是他本身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成为现代日本国民的骄傲。
要是没有他的《雪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我们会不会为日本感到遗憾？
有钱是好事，这句话只对不为钱累不为钱役的人才是真理。
如果以为哪儿钱多哪儿才有美，才有时代特色，才有自我价值，才有文学的灵感和素材，那么鲁迅和沈从文当年就得去上海滩十里洋场办公司，那么现在所有偏远地域的作家就得统统住进大都市豪华宾馆，否则就别活了。
这当然是拜金者的无知。
文学从来不是富豪的支票。
相反，在很多时候，文学恰恰需要作家的自甘清贫，自甘寂寞——如果这是超越功利审视社会人生的必要代价的话，如果这是作家维护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必要代价的话。
优秀的文学，从来就是一些不曾富贵或不恋富贵的忘（亡）命之徒们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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