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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下某些小说的信马由缰驳杂无序相反，昆德拉采用了十分特别而又严谨的结构，类似音乐中的四重奏。
有评家已经指出：书中四个主要人物可视为四种乐器——托马斯（第一小提琴），特丽莎（第二小提琴），萨宾娜（中提琴），弗兰茨（大提琴）——它们互相呼应，互为衬托。
托马斯夫妇之死在第三章已简约提到，但在后面几章里又由次要主题发挥为主要旋律。
而托马斯的窗前凝视和萨宾娜的圆顶礼帽，则成为基本动机在小说中一再重现和变奏。
作者似乎不太着重题外闲笔，很多情境细节，很多动词形容词，在出现之后都随着小说的推进而得到小心的转接和照应，很少一次性消费。
这种不断回旋的“永劫回归”
形式，与作品内容中对“永劫回归”
的否决，似乎又形成了对抗；这种逻辑性必然性极强的章法句法，与小说中偶然性随机性极强的人事经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张力”
。
文学之妙似乎常常在于张力，在于两柱之间的琴弦，在于两极之间的电火。
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张力，有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张力，有情绪与情绪之间的张力，有词与词或句与句之间的张力。
爱森斯坦的张力意指内容与形式之间，这大概并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要求形式脱离内容，恰恰相反，形式是紧密切合内容的——不过这种内容是一种本身充满内在冲突的内容。
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
比如昆德拉，他不过是使自己的自相缠绕和自相矛盾，由内容渗人了形式，由哲学化人了艺术。
而形式化了的内容大概才可称为艺术。
八
有一次，批评家李庆西与我谈起小说与理念的问题。
他认为“文以载道”
并不错，但小说的理念有几种，一是就事论事的形而下，一是涵盖宽广的形而上；从另一角度看去也有几种，一种事关时政，一种事关人生。
他认为事关人生的哲学与文学血缘亲近，进入文学一般并不会给读者理念化的感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即是例证。
只有在人生的问题之外去博学和深思，才是五官科里治脚气，造成理论与文学的功能混淆。
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对小说中过多的理念因素仍有顽固的怀疑。
且不说某些错误的理论，即便是最精彩最有超越性的论说，即便是令读者阅读时击节叫绝的论说，它的直露性总是带来某种局限；在文学领域里，理念图解与血肉浑然内蕴丰富的生活具象仍然无法相比。
经过岁月的淘洗，也许终归要失去光泽。
我们现在重读列夫·托尔斯泰和维克多·雨果的某些章节，就难免这样感慨；我们将来重读昆德拉的论说体小说，会不会也有这种遗憾呢？
但小说不是音乐，不是绘画，它使用的文字工具使它最终摆脱不了与理念的密切关系。
于是哲理小说就始终作为小说之一种而保存下来。
现代作家中，不管是肢解艺术还是丰富艺术，萨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等等又推出了一批色彩各异的哲理小说或哲理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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