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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唐宋以来名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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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我不曾买过一本日文书，这情绪是可想而知的。
胜利后，我也不曾买过一本日文书，那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在负一部分的责任，接收同文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敌性文化机构，为了避嫌疑，索性一本书也不买——虽然那时候日文书是满街都是，其价奇廉。
直到了三十五年的冬天，我的任务早已完毕，同时，为了要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不能不需要大量的参考书，方才开始着手搜购日文的关于中国的书籍，自考古到书画的图籍，无不有见必收。
但书价已经较三十四年的冬天，涨到十倍以上了。
我以无比的毅力，且得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
里诸位友人们的后援，大量的在搜求这一类的书。
先是在上海书肆里访求。
然后，北平的书也大量的南来了。
恰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有几位书友到东北九省去收书，他们所得到的最好的一部分书也归我所有。
最后，台湾的一位青山高亮教授的藏书，也经由一位书友的手，而由我得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短短的一年里，我得到了一千多种的重要的日文书。
有的书，在二十多年前，我虽见到，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自己也不相信，会有那么多的成绩。
但我见了这么多的日文书，我心里觉得惭愧极了！
我为我们弄学问的人脸红。
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成绩，而我们的出版物，为什么竟那么贫乏呢？至今竟以夏曾佑的一部中学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升格到“大学丛书”
，而且竟还是最好的一部本国史，实在不能不令人气短！
看看人家出了四十多厚册的朝鲜史，出了十二大册的支那文化史迹，出了十五大册的支那工艺图鉴，出了一百册的大正大藏经，出了十五大册的朝鲜古迹图谱，出了泉屋清赏，出了爽籁馆欣赏，出了白鹤帖，出了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出了西域考古图谱，出了新西域记，出了乐浪时代的遗迹，出了乐浪，出了彩箧，出了王光墓，出了貌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东京城，赤峰红山后，出了东洋美观大观，出了书苑，出了书道全集，出了支那名画宝鉴，出了南画大成……简直是数不尽的洋洋大观，有系统的集大成的大规模的著作，有时未免显得芜杂，显得不精纯，但他们的努力是极可佩服的。
我开始对于他们的工作，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
时常和几位朋友们谈起，他们能够做，为什么我们便不能做呢？为什么我们便不能有他们那么大规模的工作计划呢？也许我们的学术界是过于慎重，过于惜墨如金了罢？只有罗振玉氏和郭沫若先生两位，其精力和努力是足以和任何日本人相比，而且比他们更深入；此外便只有王国维氏，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贺昌群先生、陈垣先生、董作宾先生、于省吾先生、关百益先生、商承祚先生等，寥寥可数的诸位了。
日本人有一种好处，便是力求学问的普及化；不一定深入，但必求显出，人人都可以享受，都可以懂——至少可以欣赏。
他们学术界的天天在进步，与一般人的学术兴趣的浓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的专家们也许只求深入，只想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的名著，却忘记了使一般人都能够领略学问趣味的使命了。
不知道“学问”
是公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把持得住的东西。
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们是决不会永远被拒绝于学术的大门之外的。
总会有一天，人人都可以有享受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兴趣的。
说来可怜，我们的学者们曾经做过什么学术普及化的工作呢？
连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都还不曾给老百姓们呢！
有几个故事，在北平盛传着。
有一位教授，教了一辈子的书，他们的讲义永远只有寥寥的几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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