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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权利”
和“拯救的义务”
令人感到陌生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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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关于“死亡的权利”
的探讨从未停歇，死亡的权利就是主导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权利，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解读。
相信很多人都曾到访过重症监护室，那里的患者大多浑身插满管子。
鼻饲管经过鼻腔、食道，将食物输送到失去意识的患者的胃里；透析管为肾病患者清洁血液；注射抗生素的管子插满患者全身各个角落的血管；有时还要切开颈部连接呼吸机，再加上大小便排泄管，管子的数量少说不下10根。
患者被这些管子层层缠绕的情形，令人不忍直视。
每天目睹这一切的患者家属又该是何种心境？父母陷入昏迷状态的子女，心情基本是毫无二致的，只要是家庭还算和睦，几乎都会对医生说：“我的父亲母亲前半生受了不少苦，绝不能就这么走了，请您一定要救救他她。”
医生若要全力救治，势必会在患者身上插满管子，推到重症监护室，看到这一幕的儿女又会百感交集，陷入纠结。
儿女会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产生强烈的自责情绪，这是最令人煎熬的。
此外，还有人会开始思考：这是我父母想要的人生谢幕吗？很多人会陷入纠结——还有必要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治疗吗？
延命医疗就这样成为与死亡的权利背道而驰的一大问题。
不仅韩国是这样，东方国家的大部分人都无法在临终时掌握生命自主权，无法自己决定去哪家医院、采取哪种治疗方式，只能任由家人代为决定。
最近一个朋友的弟弟被确诊为胃癌晚期，病情十分危急。
朋友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帮他瞒着弟弟，我说：“我可以不说，可是他入院后一定会被安排在肿瘤内科，还是会知道真相啊！”
朋友又恳求：“那至少别让他知道病情很严重，以后我会找机会告诉他的。”
这种家属担心患者受打击而想方设法隐瞒病情的情况，医生们早已司空见惯；与此同时，又会有一些患者要求医生无论病情多么严重都要告诉他们真相，这时医生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从医人员伦理原则”
甚至还专门提到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医生要留意观察患者，判断其心理状态，对于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的患者，可以如实告知病情；反之，则建议适当隐瞒病情。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还没来得及得知自己的病情就陷入昏迷，治疗直接进入维持生命阶段。
这样一来患者就完全丧失了发言权，一切只能任由家人做主，直到最后的葬礼。
一般来讲，葬礼也是依照医院的殡仪体系，走一遍流程。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家中去世的人数占全体死亡人数的比例还能达到30%~40%，而且大部分葬礼都是在家中举行的。
然而如今，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医院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刻，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不是单一的，但究其根源是人们对死亡与生俱来的抗拒，人们总是希望与死亡保持距离，让其远离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说让死亡发生在医院，而不是发生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有一种远离死亡的安全感。
另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医院接受治疗、举行葬礼所产生的费用也不再高不可及，这也是人们选择在医院走向人生终点的一大原因。
死亡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它的神圣性逐渐埋没于机械化的流程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通过以下几个事例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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