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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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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思索着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人为什么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由死而终的痛苦；真善美作为一种美学理想普照人类，然而三者真正达到过内在的和谐么；人追求真实而真实的地平线有人曾经到达过么。
在对于人的观念一次次重新思考中，我想为人的灵魂写一部小说。
这是一种日益为现代人所困惑、所焦虑的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苦恼。
我想同我的读者一起来认识自身。
《隐形伴侣》绝不是一部反映“**”
十年的作品，也无意再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更不想探讨爱情与婚姻的道德观念。
尽管我的小说在取材上涉及以上几个方面，但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在通往广阔的宇宙空间的进程中完成对自身的超越。
这里并没有此岸对彼岸的输送，只有天空对大地的俯瞰。
这种超越并非为了什么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只有在超越的过程中才能领略到的心理空间的奇特形态，以及作家的精神主体由此达到的充分自由境界。
在文学十分强调本体、淡化目的的今天，文学仅仅是贩运私货的载体自然可怜，然而语言叙述过程却不可能脱离它的载体，即由语言构成的全部生活形象而孤立出现。
文学如果不是为了体现人的内心对命运的悲剧体验和反抗意识，文学是否可能被创造出来又存在下去？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以往的长篇小说观念中，进行一次“定向爆破”
，然后再来分析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变化和趋势，我们就会发现，长篇心理小说的产生恰恰是当代人的观念以及文学的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的产物。
《隐形伴侣》开始写于1984年春天，当时知青小说刚从悲壮的英雄主义赞歌中逐渐冷却下来，很少有人对那样一种已经被反复描摹的生活感兴趣。
但我却决定着手来做这件已使我耽搁几年的工作，有几年时间我一直在咀嚼那段独特的经历，而迟迟未敢轻易下笔。
因为我不允许自己去步别人的后尘。
那时我似乎已感觉到如果没有一种真正属于我的发现，一种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的更深刻的观察透视，创作一部平庸之作毫无意义。
自然，“**”
十年是一个过程，“知青运动”
也是一个过程，还有那个恋爱、结婚又离婚的故事，也是一个过程，可以写成历史画卷、史诗、全景式的浩繁巨著。
似乎长篇小说的本体特性所决定，它应比中、短篇更多地担负起反映社会、时代的重大事件的责任。
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冲突进行全方位扫描。
但是，我们也恰恰是从这样一种传统的长篇模式中，逐渐感悟到，真正作为组成社会、改造自然的主体的人，却异化在文学堆砌建构的那个物理世界之中。
我们强调刻画生动的人物性格，而忽略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重视人物与社会的冲突行动而轻视人的自身的内部矛盾。
尽管行动和性格为我们提供形象，但形象的立体性是否仅仅由此两维表层结构组成？形象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形象的内核或形而上的东西又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人物，人物的命运及其善恶却可以无一例外地在人的阶级性、社会性中得到解释；或归结于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
说得偏激一点，文学在被恢复名誉的人文主义思想旗帜下，塑造了人又毁灭了人；重新创造了人又扭曲了人——文学帮助人粉饰自己、蒙蔽自己、伪装自己；使得人永远也不能真实地、客观地、公正地认识自身。
20世纪初，西方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科学发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疯狂之举，终于对文艺复兴时代那种认为人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杰作的人道主义理想提出了怀疑。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开始了对人自身、人本质的深层反思与自省。
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当人们终于发现人的理性之外时时都有一种干扰着自己行动的非理性意识时；终于认识到恶并非人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人性的基本事实时，人们开始承认人的心理潜结构，并试图探索这一禁区，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心理小说或心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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