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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在海城像他这样的富翁多不多？他说资产高过他的至少有百家以上。
我大为惊异：“海城人到底是怪啊？还是富啊？”
他解释说：“海城人的怪跟富有关，海城人的富也跟怪有关，自古海城人的经济意识就很强，重商轻官，其他地方的人读书是为了做官，海城人读书是为了经商。
所以清朝分配秀才指标的时候都格外卡海城，跟海城相同的地区可以得到25个秀才指标，海城却只能有8.5个。
那个时候只有考取秀才，将来才有可能当官，当秀才是获取功名的第一步。
也许正是由于朝廷在仕途上卡了海城人，才逼得海城人不得不在经商上寻求发展。
你到沈阳、鞍山的大街上去看，穿戴时髦的年轻人往往是海城的，在高级服装市场门口的一辆辆奔驰车也大多是海城人的。”
如果富就叫怪，那谁不想怪呢？戴喜东并没有说清楚，海城人是因富才怪呢？还是因怪才富？
我倒是发现了戴喜东的另外一怪：时下富翁们都兴养狼狗，雇保镖，建高墙，拉铁网。
戴喜东就在“三鱼”
职工公寓的二号楼里买了一个门洞，一家大小都住在里面。
无论早晚，他一个人出出进进的还从未碰上过想打他坏主意的人。
看来“圣人”
能辟邪，吉人自有天佑。
其实，光是对付社会上的要钱大军还不算难，眼下最让戴喜东头疼的还是自己企业里的“世纪病”
——20世纪里最大的一种病就是平均主义，穷了要搞平均主义，富了也会滋生平均主义。
他说：“按目前的分配状况，公司里很快就造就出一批百万富翁，眼前他们每年的收入可达到15万至20万，即使是一个中层干部的年薪也有六七万元。
来钱太容易，不明不白地发财，就会使私人企业得国营病，重新再吃大锅饭，体现在工作上就是等靠要，挑肥拣瘦，松懈懒散，敷衍塞责，糊弄老总。
拿钱多的认为老子该得，拿钱少的心里不平衡。
我可不想当什么‘圣人’，也不是慈善家，我的责任就是让自己的企业不停地创造更高的效益。”
从交谈中我感觉到，戴喜东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想搞一次“凤凰涅槃”
——借世纪交替之际，把不该带进下个世纪的坏毛病统统烧掉。
同时也能从他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一个被称为“圣人”
的成功者的孤独……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企业中，人的关系永远是个变数。
你给大家以很好的福利待遇，发很多的钱，或者让他人永无后顾之忧，却并不能让大家就永远地知足和保持积极上进的干劲，他是个60多岁的老人，不能不为企业的未来焦虑……
别人都以为戴喜东已经是一方名人，应该算活得很风光了。
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干企业并不是一件风光十足的事，它需要作出无数冒险甚至是看似荒谬的决定，既要决策跟企业生存跟自己的身家性命攸关的大事，又要处理太多细碎的琐事，而且老是寝食不安，很难有真正放松的时候，一步走错很可能就被竞争的激流所击败。
这实在是一种劳心伤神的事，且具有让人一旦上瘾就难以自拔的**。
所以，他要收藏线装书和古文物，享受一种与历史与文化的和谐，这是他生存的需要，是先天的人性所不能免的，借以中和自己的人格，协调自身的矛盾和痛苦。
变换心境就是变换生命，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故纸堆里，会有一种灵性地抒发，使心胸空蒙灵**，清洗大脑中的沉积物，戴喜东说，真要能“玩物丧志”
倒好啦，“玩物”
的时候常常想的是企业，触发的是办企业的灵感。
他只有在谈到自己的收藏的时候，脸上才现出顺畅的线条，有了与年龄相符的安详和笑意。
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戴喜东这个“老海城”
其实并不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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