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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们真正的内心隐痛，却是他们在异族政权中的少数地位和外人感觉。
《晋书·苻坚传》中，记载了一次氐豪和王猛的冲突，“特进樊世，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
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
’猛曰：‘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
’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
’”
这些少数民族中既得利益集团，和极端分子，不但始终怀疑他们的忠诚，猜忌他们的做法，甚至有恃无恐的进行抵制。
在这方面，崔浩比王猛的处境要更不好一些，所以，他的下场更悲惨。
氐族的苻坚，羯族的石勒，羌族的姚襄，匈奴的刘渊（此人甚至跑到洛阳与文人才子，吟诗联句，很儒雅的），由于长期混居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统领部落，来去如风，不断骚扰中原，饱掠人财，但有机会接受到较多的汉文化影响。
于是，就像我七十年代在苗寨所见到的那样，人们眼界开阔以后，必然产生出对于优势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在意本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努力融入中华文化。
拓跋氏，鲜卑族的一支，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
许多陋习，直到公元四世纪末，迄无变化。
其野蛮程度（这是崔浩最感到挠头的），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
他们对于先进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明白禁止同姓通婚的必要性。
恐惧文明，也就越远离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
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这种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
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行马，未曾安行，瞪目张拳，有啖人之势。
每咤曰：‘恨不得杀汉狗饲马。
’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
’……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
由此想见胡服骑射，好战尚武，游掠虏获，以掳劫剽夺为生的拓跋氏，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忍了。
因为文化特别低下的原因，便专注于破坏和毁灭。
所以，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拓跋氏，后来成了统治者，汉人在背后仍称他们为“索虏”
。
上面所说的那个韩风，他要杀将起来的时候，肯定是寸草不留。
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
同样，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浩劫，都是由外来的低文明的民族，和无文化的农民，以及帝国主义的雇佣军所造成的。
“文革”
期间，凡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以痞子先锋自居，打倒一切者，以读书无用论，大串连点火烧荒者，以知识越多越反动，折磨知识分子者，与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不过大同小异罢了。
由于崔浩将汉族的政制和刑法引入北魏，经济上由游牧向农耕发展，拓跋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便很快地被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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