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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东部的泰顺走到广西西部的三江，行程不过两千余里。
可是，廊桥的发展却在这一片山区里走了差不多七百余年。
很明显，侗乡地区的风雨桥与闽东的廊桥属于一个谱系。
但是，廊桥进入侗乡之后，它由简单的通行与遮蔽风雨的功能，而衍变为一个集多种功能的复合体。
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懂得风雨桥的真正含义，我们便不能说理解侗族。
风雨桥，侗族人习惯称它为福桥、花桥、风水桥。
它被更名为风雨桥，乃是因为郭沫若先生的一首诗：
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廿丈四寻高。
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
何时得上三江道，学把犁锄事体劳。
郭沫若1965年到了桂林，三江距桂林约两百公里。
作为历史学家兼文学家的郭沫若，很想亲到三江看一看架在林溪河上的这座程阳永济桥。
可惜当时交通不便，道路难行。
年迈的郭沫若只能借助三江县政府送来的一帧永济桥的照片写下这首诗。
单从艺术的角度看，这首诗乏善可陈。
但却因为这首诗，侗乡地区的廊桥便有了一个新的名称：风雨桥。
如果说侗族干栏建筑的三个典型代表中，吊脚楼是居住文化，有着私密性的特点。
那么，鼓楼与风雨桥便属于公共建筑，属于一个村寨的标志。
侗族的学者，在说到风雨桥的时候，一定会说到鼓楼。
在他们看来，鼓楼具有阳刚之胜，而对应的风雨桥，则擅阴柔之美。
鼓楼作为一种男性文化的象征，产生于侗族历史上的父系时代。
一直到今天，只有男士才能到鼓楼里议事、唱歌、娱乐。
妇女平常是不能走进鼓楼的。
每逢过年过节，全村的人家在一起对歌，迎接宾客时，妇女才能跨进鼓楼的门槛。
我们看到，每一座鼓楼的最高处，都有一只葫芦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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