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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圈子无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结构的替代品，难免在行动中以小圈子为依托，动机和冲动，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为准。
如果说，对过去的中国人而言，家庭具有价值观的意义，那么，现在的小圈子，怎么也有半个价值观的分量。
古代中国的乡村，虽然不能说没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葱头的结构中，不可能人人都参与。
每个洋葱头的核心人物才可以参与议事，而且说话的分量各有不同，往往只有那些乡绅和别类的精英才可以真正参与意见。
其他人只有汉娜·阿伦特所谓的labor（劳动）而没有a（行动）的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
而在那个时代，在乡村以外的生活场景，是一种非稳态的情景，属于无法用“礼”
来约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难分彼此，相互渗透，从来没有形成稳定的市民社会，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商人已经不算是好人，而车、船、店、脚、牙，则跟黑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了（俗谚：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
因此，在农村社会以外，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生活。
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的介入下，中国的沿海都市总算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但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又秋风扫落叶似的将每个人都变成了单位人。
一个个独立的单位，尽管处在非农村的场景里，但至少在外观上很像是乡村。
在其中的人，也像农村人一样，彼此没有隐私空间，可以戚戚嚓嚓。
但是跟过去的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是，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单位领导手上，人的行动，不再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更重要的是，单位没有了过去农村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垂直与领导发生联系，没有过任何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每个人都会追求跟领导或者跟领导关系密切的人套上某种关系，地缘、亲缘、业缘等等都成了现成的工具，而各个领导间的分化，则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系。
实际上看起来派系间的争斗往往是无原则的，甚至像是乡下妇女间莫名其妙的闹剧，但事实上都有其利益争夺的背景，比如，每个高校资深教授之间，近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最早大多起源于建国后第一次职称评定。
从表面上看起来，各单位领导似乎对派系和派系斗争深恶痛绝，但实际上，派系斗争往往对单位的主要领导有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更方便地控制局面，做个似乎是超然的仲裁者。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学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过过真正的公共生活，不习惯妥协，不会求同存异，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在学术讨论中，没有fair play的风度，没有弄清问题的预设，甚至想把对方批倒，再踏上一只脚，帮腔是自己人，批评者必是敌人。
其实，我们早就掉入了祖先为我们准备好的圈子里而不自知，画圈为战，也画圈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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