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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黑幕，似乎尚只好采取一个“姑妄听之”
的态度。
假使那场黑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却敢于保证就连仿吾和达夫都是被蒙在鼓里的。
达夫早就在叹息着被人利用了作为“小丑”
（见他在《现代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小说）；仿吾呢，更是不识时务，他还做过一篇反对章士钊的文章，而且是发表在《现代评论》上（号数不记得了，总得在十号以后）。
仿吾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似乎就只有一篇。
达夫在开始多得一点，后来也沉寂下去了。
我呢？前前后后就只有两篇，一篇是《亭子间中》，一篇是《哀感》。
前篇是受不过达夫的敦促，勉强寄去的，同时还写了一封怕比那篇文章更长的情绪达夫，直率地叙述了自己对于他的感情。
那信恐怕没有被达夫保留，但写那信的心境直到现在都还能仿佛。
达夫、仿吾和我，在撑持初期创造社的时候，本如像一尊圆鼎的三只脚。
达夫中途离沪，去北大担任讲师，我是不赞成的。
想维持创造社自然是种私心，而达夫的大才小用也觉得不值。
但他终竟去了，而且去得如像绝了交的一样。
文章尽可在别种刊物上发表，对于嗷嗷待哺的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却一字也不肯飞来。
圆鼎子去了一只脚，结局是只好塌台。
塌了台之后，达夫代表着创造社参加《现代评论》，然而一个人不免终嫌寂寞，因此在我回上海之后便接接连连地写信来要我的文稿。
我当时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弄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屋子里的。
有一天一次接到达夫的三封很恳切的信，使我感动得流泪。
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依然被朋友在当着朋友看待的。
这感激使自己的心境失掉平衡，为要镇定自己的冲动想坐下去写封回信，在间小小的堂屋里，就像被关在笼里的烦躁着的老熊一样，转来转去不知道转了好几十个圈子。
《哀感》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得到孙中山的死耗时所写的一篇短文。
那又是因为陈西滢的几次来信的敦促，才寄去发表了的。
西滢和我相识是从他在《太平洋》上指摘我和钱君胥所译的《茵梦湖》开始。
他后来到上海也曾访问过我一次，但是，是在“五卅”
以后了。
西滢的信我到现在也还保存着的，不用说是不便发表。
他那时劝我到北京去，说要把《现代评论》的编辑全权交给我，甚至于又称赞我是“天成的领袖”
。
我不知道他是存心鼓励，还是有意调皮，我也不免暗暗起过一番哀感。
因此也就把追悼那位真正的“天成的领袖”
的《哀感》邮寄了去。
前前后后就只发表过这两篇文章，这对于“背景的势力”
似乎也太“背”
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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