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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半月刊),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文坛在表面上还不算寂寞。
但是,实际呢?
战争的刺激性在初期实在太强烈,大家都被兴奋着,沉不着气。
报告文学盛行一时,小说和多幕剧绝了迹,诗歌在作着浮泛的叫嚣。
但等抗战的形势持久化,而且虚伪化,大家便都又有点泄气了。
这时期正给予作家们一个深切的反省机会。
为了抗战,为了胜利,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
而在动员和组织民众上,文艺也正好是犀利的武器。
然而怎么样使这认识化为实践呢?
文协在这时也适当地提出了“文章下乡”
和“文章入伍”
的口号,但可惜只能限于口号。
反动派掌握了一切,不仅文章下不了乡,文人就根本下不了乡;不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
——曾经入了伍的团队接一连二地在被淘汰,被驱逐。
怎么办?勇敢的,继续远走延安;留下的,便伴随着空洞的口号。
后来连这空洞的口号也换了调门,换成为“文章出国”
。
出了吗?出了多少?谁也不知道。
因而也就有少数的个人英雄索性高蹈,讽刺“前线主义”
,而强调“宣传不是艺术”
。
这其实又是人生派与艺术派论争的改头换面,问题在文艺家自己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正当的解决是在延安。
几年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以工农兵为对象”
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的指示,而且不仅是指示,并为文艺工作者布置了执行这指示的场所——工场、农村、军队。
才像是太阳出了土,使进步的作家们不再彷徨歧路了。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的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会是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发起的。
地点在青年会西餐部的楼上,时间是傍晚,汉口的文化人已经疏散得可观,吃西餐的差不多没有人了。
我们三十来个人在那广漠的楼座上,围坐着一个长餐桌,纪念我们的文艺巨人。
人数虽不多,而情绪却是很虔诚而悲壮的。
大家推我为主席,我自然说了话。
我强调了鲁迅的人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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