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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就明白了“理”
。
私塾的学生以十三四岁的居多，个别大的二十出头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没毕业和小学文化程度，据私塾先生说政府规定只有正常义务教育受不下来的才能进私塾。
事实上，平江的私塾几乎都是以业余扫盲班的名义存在的。
过去的村塾每到农忙要放假，而平江现在的私塾则更加业余，大多利用农闲和晚上教学。
如长田高坪村的私塾，1982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的18人，上过中学的只有3人。
1987年班21人中，小学程度12人，9人上过初中。
1988年班20人中，初小程度的有13人，上过初中的7人。
私塾的先生程度不一，有的像住在平江城关的袁克让老先生，出身书香世家，解放前做过中学教师，只因其父去了台湾，被赶到乡下务农，才成了私塾的先生。
他的国学功底就比较厚，我看过他所写的一首五言排律，长达几百句，做得很工。
当然也有一些差一点的，有的似乎刚刚能读通文言，对句的用典也有些生硬。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的文言文程度似乎也比一般的乡村小学的教师好些。
由于这些私塾先生往往都有点“问题”
，在过去的某些特定时代属于“贱民”
和准贱民，所以他们教起书来都很卖力，在改革开放前尤其如此，因为教老书是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教书和相关的礼仪活动中，他们才能暂时解脱长期低人一等的感觉。
改革开放前的“扫盲业余班”
，先生都是尽义务，分文不收，而且白天要跟乡亲们一样下田劳动。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先生们才象征性地收点费用，开始是每天一角，后来涨到每天一元，不过，到此也就打住了，再没有涨过价。
私塾每年上课不过一百余天，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不过百余元，这大概要算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教育了。
然而，廉价并不足以说明私塾教育的存在。
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平江还存在着类似化石式的私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也耐人寻味的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教育体系的存在，其前提有两个，一是有政府的鼓励提倡甚至强制，二是有相应的出口。
对于前提一自不用说，私塾教育一直是处于“妾身未明”
的状态，始终以扫盲业余班的名义存在，根本谈不上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所参观过的所有私塾甚至连一个办学证明都拿不出来。
对于前提二，私塾似乎也没有。
当年私塾的存在与兴盛是因为其出口是科举考试，进而步入仕途，即使连个秀才也考不上，读书读到一定程度（能开笔作文）的本身也可以给自己和家族带来若干好处，至少可以当个层次不高的教书先生。
随着1905年科举的被废除，这种出口逐渐地被堵塞了。
在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出息都是跟新教育接轨的，在人们心目中，每年一度的高考，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替代品，而我们的基础教育，恰恰构成了高考金字塔的塔身。
既然两个前提都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在平江还会有人去读老书和教老书呢？答案似乎应该从平江的文化环境中去找。
在访谈中我了解到，平江虽然地处较偏，却一直是一个文风很盛的地方，清末以来尤甚。
湘军中著名的儒将、平江籍的李元度，在成名发迹之后，将精力全投到了家乡的文化教育上，不仅使得小小的平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中出了不少人才，而且酿造了此地浓烈的文化氛围。
虽然中经多年的战乱，尤其是国共两党红白拉锯，但传统并没有中断，至今，至少在农村还保留着诗礼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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