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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春联、祭联，喜联、挽联，都是“对课”
的用武之地。
写出来的东西不仅对仗押韵，平仄妥帖，而且要对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量身定做”
，这样写的人和被送的人才感到欢喜和踏实。
有的地方，元宵灯节时的灯，也有“经”
的内容，张岱就提到绍兴有一种“呆灯”
，上面画四书故事和相关的灯谜。
（张岱：《陶庵梦忆》）习字（毛笔字）也是私塾的功课之一，从红描到临帖，其过程跟学习对对子一样艰难，这个过程，一般也是被视作科考的准备。
据说，不仅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应童子试就占便宜，甚至到了殿试场合，名次的高下，基本上是看字的好坏。
不过，即使传说都是确实的，但对于大多数在童子试面前就被挡住的读书人来说，展示自家书法的机会，还是在日常书信和写对联上。
对子是要贴出来，或者挂在墙上的，字必须要像样，能挂得住，在大家评头论足之间，无论哪个书写者都不会掉以轻心。
即使对子对得好，但一笔字差了点，总是羞于见人，只好再用功。
如此这般，无意间造就了中国书法深厚的民间土壤。
私塾学习的文字内容，从《三字经》、《千家诗》、《纲鉴》到四书五经，从某种意义上是为这种写对子提供了文字内容。
在传统的各种形式的对联中，除了少量恭喜发财的内容外，几乎所有对联的内容，都绝对符合儒家伦理所体现的正统意识形态。
显然，这跟乡绅的倡导和私塾的教育不无关系。
在陆续进行的田野考察中我发现，眼下中国相当多的农村，对对子的传统依然残存，多数地方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对联，有少数地方在婚礼和丧礼上能见到喜联和挽联。
过年的时候，由村里人自己写春联的和到集市上买现成春联的大概各占一半。
而自己写春联的地方，大多由受过点旧教育熏陶的老人包办。
其中，有些地方还保留了上辈传下来的对联本子，上面罗列了一些各种场景该用的对子，写的时候照猫画虎就可以了。
而有的在外面工作过的老人，则喜欢自撰新词，或者新老交用，由于水平有限，往往写得半通不通的。
只有在极少数一直残存着私塾的偏僻山区，比如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对子才既写得好（字与文俱佳），又对景，而且在各种仪式中都存在，而且人们在写对子的时候，一般都是自己创新，以照抄老本子为耻。
一般说来，农民对于春节写春联的习俗，有着非常强固的生命力，只要还有点心气，家里还过得去，几副春联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点缀和装饰。
如果春联是自己家人或者亲戚写的，被问及的时候会感到十分自豪，脸上泛着得意的微笑。
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岁数很小的同学，每到放寒假前夕，就会抽出时间来胡练一阵毛笔字，说是好过年回家给乡亲们写春联。
其实他既不懂什么叫对仗押韵，也不会写毛笔字，但他说，村里只有他一个大学生，如果不会写春联，会让乡亲们笑话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写对子，有时还是那些被推翻阶级唯一被保留的“特权”
，因为很多农村只有这些人才写得一手好字，懂得拽文。
在平江农村，每当有扫盲任务的时候，一些从前的地主就会变成扫盲班的教师，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办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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