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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言之臣，顾问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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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6月15日的三道上谕，一方面去掉了变法的中枢人物，使光绪与维新派的联系发生困难，一方面又通过抓牢人事权和控制京津间的军队，扼住了变法运动的咽喉。
应该说，只要西太后加入了顽固派的阵营，维新变法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
这是一场实力过分悬殊的角逐，握有实权的大臣们很少有可能像陈宝箴一样，宁以国家为重，不顾自家前程站在毫无实权的光绪一边的。
但是，当时的现实是，维新派不愿意走太后路线，而且又不恰当地刺激了西太后敏感的神经，从而迅速地造成了帝后的分化对立，所以，维新变法只能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变法的努力也只能把死马当活马医，勉力而为了。
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强为的奋争中，光绪和维新派都作出了杰出的表现，其可歌可泣，不亚于近代史上任何一场重大事件中的志士仁人。
维新派和支持他们的士大夫，造成了一种**气回肠的气势，而这种气势是那些没落但人数众多的顽固派无论如何也没有的。
当翁同龢启程离开北京时，“送者数百人，车马阗咽，有痛哭流涕者”
。
一位湖南士子含泪对翁同龢说：“吾为天下，非为公也。”
这样悲壮而热烈的送别场面，等于告诉顽固派，维新的人们并没有被吓倒。
参加维新的人们中，坚信变法必能成功的乐天派并不多。
很多人其实就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
。
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给密友的信中说：“伯兄（指康有为——笔者）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
在他看来，变法能达到废八股开民智的目的，就已足矣。
就这样，参加维新的人们选择了一条艰难备尝的变法之路，不屈不挠地走下去了。
百日维新一开始，康有为曾通过徐致靖之手，保荐他和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参加新政。
尤其希望光绪重用康有为，说他“其才略足以肩艰矩，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
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上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
光绪旋即安排于6月16日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
翁同龢被斥后，光绪坚持原议，照样召见康、张二人，只是把地点选在了颐和园仁寿殿，西太后的鼻子底下，一来以示变法照旧进行，二来宣示自己对皇阿爸无异心和心地坦然。
关于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据康自己说是“逾十刻时”
大约为两个半小时，而在康之后被召见的张元济则说只有“大约一刻钟光景”
。
事实上可信的应该是后者（当康进去时，张一直在外等候，时间长短，等候的人应该最敏感）。
康有为在其自订的《年谱》里，明显地有所夸大和渲染，让人看起来好像光绪是个好学的小学生，不耻下问，而康有为则像个善教的好老师，循循善诱。
不把时间说得长一点（因为光绪仅仅召见康有为一次），康有为这个“帝师”
就没多大意思了（以后在海外也就排不起架子，缺乏号召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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