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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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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宏观地鸟瞰中国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几十年的中国学界，不能不令人沮丧，士林的大多数不是沉湎于考据辞章之学，就是营营于八股制艺。
留意一下士人的书斋，摆的不是“清供”
“清玩”
，就是“高头讲章”
和“新科利器”
。
但是，如果小心地把镜头对准中国的某些通商口岸，比如上海和广州，就会发现那里的学界还是出现某些相当新奇的变化：西学从正门挤了进来，也从侧门溜了进来。
严格地说，西方近代科学（包括社会与人文学科）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传入中国的。
西方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在中国士林掀起的一小股“西学热”
，其内涵只能说是准近代的，作为其主体的天文学还是托勒密体系的，毫无“新”
气可言。
然而就是这种档次的西学也很快化为一现的昙花，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深通西学的士大夫在“康乾盛世”
不复存在，除了康熙帝留下了少许研究西学的笔记而外，到李善兰之前，中国士人没有一本有关西学的译著问世。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进入中国，有正门和侧门之分。
属于正门的，就是中国的洋务机构、企业和学校，从这个渠道介绍进来的西学，占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段时间内译介西学主要部分。
洋务学堂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讲义的印发来传授西学。
从1861年以来，各地陆陆续续办了一些洋务学堂，比较有名的像北京的同文馆、福州的船政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等等，到甲午之前，总计大大小小有三十余座。
这些洋务学堂虽然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教“正学”
（即国学），但毕竟传授了一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甚至还有西方地理历史、法律以及粗浅的经济学知识。
我们从同文馆的课程设置可略见一斑（学制八年）。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指洋文。
笔者注）。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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