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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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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转型，按一般人的说法，都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实，这是不确切的。
改革前的中国，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激进主义的产物。
这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操作，特点之一就是对社会的彻底改造。
经过几十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国民间原有的精英，损失殆尽。
先前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基于社会活动的乡社组织，还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宗教和类宗教团体，大体上被铲平。
剩下的宗教团体，也基本跟社会脱离了原来意义上的联系。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传统社会，或者说臣民社会，国家能做到如此的强有力的社会扫**。
就中国而言，即便是在比较专制的明清两代，依然会允许乡绅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借助乡绅导向的乡村自治实行治理，自然也就允许乡村的部分自治。
然而，在改革前的中国，所有来自民间的精英，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原来的乡绅，乡社领袖，宗族的族长，各种互助团体的首领，各种民间宗教的骨干，无一幸免，悉数遭到镇压或者整肃。
甚至任何有民望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所谓的污点，也可能被视为未来的威胁，遭到预防性的处理。
如果不能收服的话，也要加以打压，务必使之无害而后已。
新社会对人的改造，还体现在对人思想意识，特别是对原有的人际关系的改造上。
不仅每个人经过有系统的思想灌输，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自虐式灵魂折磨，而且传统的伦理结构也受到极大的冲击。
在政治运动中，主导者往往有意鼓励一个家庭成员内部的相互揭发和斗争。
不仅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家庭深处都爆发革命。
经过如此深度和广度改造的社会，只能是蚁民社会。
无论我们乐于承认与否，中国目前的转型，实际上是在蚁民社会起点的转型，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有国家无社会的状况在向社会重建过程的转型。
这个过程，显然与我们经常提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很不一样。
一方面，在开放过程中，各种西方最时髦的理念，最现代的社会组织，比如各种环保、女权团体等等都在中国浮出水面，各种名目的国际和本土的NGO随处可见，至少在名目上，西方发达国家有的，我们都有。
另一方面，属于臣民社会的社会组织，比如宗族和部分的民间宗教，也在复兴，传统的儒家伦理，也在以国学的名义被提倡。
这是一个新旧杂陈，三个层次的因素交汇的时代。
毋庸置疑，在如此前提下的转型，精英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不能设想，能有什么奇特的办法，使全体人民一夜之间都变成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
公民的生成，只能依靠社会基础层面的社区自治，社会活动和社会运动，通过这些群体活动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逐渐演练，在演练中学习。
灌输和教育，事实上仅仅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而这些自治和活动，都离不开精英。
没有精英，不仅任何一种维权活动不可想象，而且连起码的社区自治都没有可能。
这一点，是转型，尤其是我们这种转型时期的时代特质。
目前，基层社会活动的精英，有自我生成和外部输入两种途径产生。
外部输入，有有志于民间的知识分子的加入，也有出现问题时，某些专业知识分子借助自己的专业知识的介入，比如律师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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