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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老派的阴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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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或称南都，从15世纪初成祖迁都以后，它在明朝的政治版图上一直相当于朝廷的后花园，虽然名义上保留了一套虚设的行政机构，设有礼、刑、工三部，实际上是失意官员的集散地、生意人的天堂和明朝全境范围内最繁华的娱乐中心。
在一个道德主义者的目光看来，这是一块滋生堕落、腐化、犯罪的土地，它只会生长出享乐主义的恶之花和迁延、迟疑、不负责任的行事做派，一个北方人如果到了这里，必须要加倍小心，才能使智力和精神不至于堕落。
但汤显祖对这座散发着浓郁艺术气息的城市并不陌生，六朝以来的抒情诗歌早就让他对这座城市向往不已，在他眼里，留都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或许要超过北京，而城中规模宏大的国子监，秦淮河上的歌童美女，麇集于三山街的印刷作坊和书铺，以及遍布城内外的名山古寺，这些文化地标在他眼里都有着持久的魅力。
其实早在1576年前后，汤就造访过石头城，并在1579年春试落第后的南京之行中结识了学问渊博、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戴洵，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的和蔼的小老头。
从他自叙行迹的诗歌《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来看，“八月十日到官寺，是日临斋多所思，明堂碧海旧经游，复道香街始为吏，三日南雍拜圣人……”
他到南京的第三天就去了国子监，门房告诉他，戴洵早在两年前就已离开国子监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未免让他感到了一丝失望。
一个热衷社交的年轻人，在万历年间的南京总会找到气息投合的朋友。
汤供职的太常寺，在明朝庞大的躯体里是一个类似盲肠的部门，基本上可有可无，除了重大节庆活动时要祈天、祀祖，让他和同僚们忙乎一阵，大多时间尽可让他读书、喝酒、四处玩赏。
与他来往密切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后来被劾行为不端丢官的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字晋叔），此人来自浙江长兴，精通音律，有许多歌伎朋友，有事没事总喜欢往秦淮河的画舫送银子。
还有两位他视之为畏友的，是当年张居正“夺情”
一案里受过廷杖处分的著名的反对派赵用贤和邹元标。
汤赴任南京后不久，邹元标因慈宁宫焚毁上了一道评论时政的奏章被万历下诏切责，由吏科给事中被贬南京刑部，他和汤算是前后脚到的南京，同系江西老乡，往来自然更为密切。
顶头上司太常寺少卿王世懋那里，他反倒很少去走动。
王世懋是万历五年（1577）进士，与屠隆、沈懋学等同年，但时人看重的是他的另一个身份，文坛领袖、刑部尚书王世贞的弟弟。
其兄声名笼盖海内，一个文坛后进只要得到了王世贞的片言褒赏就会声价骤起，多少人想通过王世懋搭上他那位有权势的兄长而不得，但汤认为他与上司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不合，“不与往还”
。
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因自引避，不敢再谒尚书（王世贞）之门”
[126]。
事实上，文学趣味的异同不过一借口而已，他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僵，究其根本还是笼罩在了元老派与少壮派对抗的阴影下。
在南京的这些年，汤一直在修改三十岁那年在老家写的《紫箫记》。
大概1579年前后他就写出了上部，当时有地方戏班来找他谈过搬演上舞台的事，但有人指出此剧涉嫌影射某朝中大佬，后来就不了了之。
[127]刚到南京那几年，他就想把这部戏的下部写出来，但苦于一直找不到感觉，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他三十八岁那年才把此剧正式定稿，并改名为《紫钗记》。
南京的一家书坊文林阁有意刊印此稿，但因“部长吏”
王世懋的干预，“是非蜂起，讹言四方”
[128]，出版商不得不忍痛放弃。
此剧后来到1595年才有机会付梓，这是后话，不提。
[129]
《玉茗堂传奇》之《紫钗记》
汤对戏剧的终身热爱，最初可追溯到十二岁那年在老家临川看的一场戏。
这是邻县宜黄人谭纶在军中招募的班社，擅唱海盐腔，谭纶回籍奔丧，带来的这个戏班就在附近县乡演出。
[130]现已无法得知当年这场戏上演的是什么剧目，但不难想象戏台上穿梭的人影和咿咿呀呀的唱腔对敏感的少年内心世界的冲击，因为自兹他知道了，这世上有一种叫“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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