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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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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历程
1.各区域、各类型县域城镇化进程
根据《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资料整理的各区域、各类型县域城镇化1999—2007年近十年的发展状况，本章节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比了不同类型的县域总体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从自然地形情况分类来看，可选取三种类型的县域进行比对，这三种类型县域分别是：山区县、丘陵县和平原县。
从1999—2007年各地貌类型县域的城镇化（非农化）水平均呈现逐年提高趋势，这正是近些年来全国范围内兴起县域城镇化建设的真实写照。
同时，各年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排序均为山区县低于丘陵县、丘陵县低于平原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从于农作物种植适宜度来看，山区地貌崎岖、复杂，不适宜农作物大规模种植，灌溉成本较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较低；丘陵地区县域较之山区条件较好，地貌虽有起伏但通常起伏较小，播种灌溉种植难度不大，农作物产量较高，但由于丘陵地区农作物种植呈现小结构态势，大多采取粮食、蔬菜、经济作物、果园混合种植，因而机械化农业大生产程度并不很高；三者相比，平原县域地理条件最佳，作物种类受限较小且适宜采取机械化生产，因而平原县域农业生产率最高。
由于农业一方面为城镇建设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率高的地区能为城镇提供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因而山区县、丘陵县、平原县依其地理条件决定的农业水平排序也影响了其城镇化水平排序。
其次，三种类型的县域内交通便捷程度由低到高排序为山区县、丘陵县、平原县。
由于城镇化是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向城镇集中并由城镇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过程，因而交通便利的程度也影响了城镇化发展的进程。
1999—2007年，我国棉花生产大县和粮食生产大县，两类型县域的非农化水平总体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变化量在3个百分点以内。
在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数据只能计算非农化比率而非精确的城镇化率，且这两种类型的县域又都是农业大县，则可知其非农化率将略低于其城镇化率。
1999—2007年，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环渤海经济区县以及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非农化水平变化可以明显得到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与非农化比率、从而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县域经济水平显而易见是最低的，其非农化比率9年来仅仅从11.29％上升至13.49％，提高幅度也不大，仅为两个百分点；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与环渤海经济区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非农化率也相应较高。
第二个结论是，环渤海经济区县非农化水平高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非农化水平，这两种类型县域经济实力均较强，其中百强县数目相接近，其差别的原因在于年鉴中统计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县大多为农业大县，同时其地理条件又大多为丘陵县；而环渤海经济区县中很多县域工业化水平较高，农业条件又地处平原，则城镇化的自然条件和产业条件相对较强，非农化率自然相对稍高。
2.东中西部部分县域城镇化进程
根据各省份统计年鉴分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对全国共32个县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了资料采集和梳理，以下是分区域个案数据挖掘结果。
东部选取的13个县从1996—2008年13年间的非农化比率的变化情况。
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非农化率代替城镇化率进行分析。
东部地区各县域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如非农化率较高的抚顺县、从化市、绍兴县等，其非农化率近年来均已达到40％左右；而如建昌县、闽侯县等县域当前县域非农化率仅在10％左右。
但从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县域的整体非农化率较高，总体水平大致在25％～30％，这与东部经济实力整体相对较强密切相关。
从升幅来看，抚顺县、上杭县、沙县、惠安县、绍兴县等县域城镇化水平发生较大幅度提升都是在2001—2004年间，这与当时宏观政策的松动和中央一号文件相继出台密切相关。
此外，从表中可以得知，县域城镇化水平（非农化率）与工业化程度（如抚顺县）、开放程度（如从化市）、市场发展水平（如绍兴县）也具有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
中部地区中选取的9个县域的城镇化率（非农化比率）1996—2008年的变化情况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县域的非农化程度相对较低，总体水平在20％左右，且大多数县域近几年非农化率的提高并不显著，升幅大多在10个百分点以下。
中部地区县域大多为农业县，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具备明显优势，再加之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前，由于受到东、西部开发的政策倾斜挤压，对各类经济资源及各类来源投资不具备显著吸引力，使得其县域经济发展动力不强，并进而造成其非农化率较之东部相对较低。
表中显示的是西部地区选取的10个县县域城镇化率（非农化率）1996—2008年的变化情况。
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县域由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很多县域处于山区、沙漠、高原地区，农业生产受限导致农业生产率较低，无法为城镇化过程提供充足的生产、生活资料和富余劳动力；同时由于没有能力吸引更多投资导致工业落后且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教育资源短缺、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城镇人口总体质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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