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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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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就在西南联大师生为了民族气节,苦苦支撑的时候,有一批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却出于各种目的,甘愿为日本人或伪政权效犬马之劳。
比如清华外语系日语教授钱韬孙,在平津教育界师生陆续向西南撤退的时候,钱韬孙就留在北平,并且迫不及待地与日本人合作,打算开办所谓的“华北大学”
。
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许多,随着汪伪南京政府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等组织相继成立,部分失意政客纷纷来投,教育文化界一批文人与专家学者,在各种利益**下纷纷“下水”
,成为汪伪政府与“华北政务委员会”
治下的汉奸分子。
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通过汉奸傀儡政府发布所谓的“新教育方针”
,比如在华北就公布了九条所谓的“教育部训令”
,其中一条是:“过去国民政府所声明的教育,是以党化为方针、以排日为手段,以至惹起了今日的事变。
今后,对于党化排日教育要严加取缔。”
在日军与汉奸协作下,沦陷区的教育体制逐步日本化。
与此同时,日军与汉奸合作,利用中国各大学的校舍资产开办由日人、日语主导的专科以上学校,除了从日本招聘大学教师,更在中国国内物色“知日”
“亲日”
的大学教职人员,并使用已撤退、流亡的各大学名称如“中央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大学”
等,继续办学,借以实施奴化教育。
当时,钱稻孙就与日本人利用北京大学校址,成立了一个伪北京大学,他自己出任伪北大校长,清华化学系教授萨本铁出任伪北大化学系主任。
原北大教授周作人、燕京大学教授容庚等辈,置民族大义和胡适等友人的竭力劝阻于不顾,变节附逆投敌,成为伪北大的文学院长与教授等等。
这种卖国求荣的行为,让梅贻琦深感不齿,以至于在流亡西南边陲的清华校庆会上说出了这样的话:“其作奸附逆者,当亦有人,亦应给予相当之处置。”
这是对下水投敌的汉奸给以痛斥鞭挞,更是对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抗战大局中仍摇摆不定且预谋附逆的文人学者,给以道义上的谴责与警示,督促其尽快收手转身,回到抗战图存的轨道中来,为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尽一份责任。
此前,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
很多高校青年教师与学生都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在各部队任翻译官,身处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是当仁不让,满怀一腔豪情热血,纷纷报名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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