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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在王安石即将被起用之际，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迹”
。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
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
《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
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
1067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当时朝廷将要举行春季祭天大典。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王安石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
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
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
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当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
，借“以尽益友之忠”
。
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
。
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他们两人虽为政敌，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
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
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
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
新法旨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
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
他毅然奉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
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
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
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溘然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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