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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知道，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并非昆仑山，而古籍记载的传说中的昆仑山，虚无缥缈，不能深究实际对应的山脉。
当时的张骞与汉武帝并没有今天我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判断有误不足为怪。
汉武帝定名的昆仑山倒是一直流传至今，指代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线高大山脉，在那时，西域绿洲国家习惯称呼其为南山。
南山羌就是昆仑山上的游牧族群。
从族源来说，南山羌很可能来自古羌人部落，并融合了周边其他部落的部众。
南山羌曾经蛰伏于汉朝的羁縻之下，后来试图北渡湟水寻找合适的土地定居而发动了叛乱，其背后也许有汉朝的死敌匈奴的支持。
公元前61年，汉朝大将赵充国以70岁高龄率军出征，征讨反叛的羌人，临行之前，汉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
，先讨个好口彩。
赵充国很快平定了叛乱，然后又积极地在当地屯田，使当地长治久安。
所以，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的织锦，很可能是这次胜利后制作的“宣传品”
，然后礼赠昆仑山附近的绿洲国家，精绝国获得了一件。
精绝国国民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那么南山羌人是不是属于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呢？也未必。
古羌人及其直系后裔基本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但南山羌人不仅继承了古羌人的基因型，他们可能还融入了另一支重要族群—小月氏人的基因，而小月氏人是有着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族群，因此历史上的南山羌可能是东西合璧的，族群与基因是融合的。
匈奴和它的草原敌手
既然有小月氏，那就还有大月氏。
既然谈到月氏，那么我们可以正式引出秦汉王朝的死敌—匈奴。
要搞清楚西北地区的族群演变，匈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族群。
从历史上看，匈奴自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威胁战国七雄中的北方三强—秦、赵、燕，一直到东汉时期被汉朝联合鲜卑等部众打垮为止，匈奴与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王朝缠斗了几百年。
然而，如此重要的草原强权，它的很多细节还没有搞清楚，比如匈奴的族源仍然是个谜团。
难点在于，匈奴是一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部落大联盟，它囊括了广阔区域里各种背景的部落，很可能融合了西伯利亚、亚洲东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基因型的族群。
所以，从扩展模式来说，匈奴是很典型的“上层更换模式”
，匈奴很可能从一个核心的部落，通过不断的征服过程，把各个部落的部族都纳入自己的统治，那些部落原来的上层贵族要么被替换掉，要么臣服于匈奴单于，成为单于管理各个部落的代理人。
既然匈奴政权的族群来源多样，一言难尽，那么我们能不能确定构成匈奴政权统治核心的单于族群的来源呢？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蒙古国境内一处匈奴时期墓地内的60多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
这处墓地的年代为距今约2000年前，正好是匈奴称霸蒙古高原的时代。
通过分析后发现，墓地中近九成人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约一成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
学者们还曾对蒙古国东北部另一处匈奴贵族墓地的三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发现一位是西部基因型，两位是东部基因型。
所以，至少从墓葬中的匈奴人基因分析，匈奴族群中的大多数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主要来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各种部落。
但是，至少在2000年前，匈奴人中有一部分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来源的族群或其后裔。
基因型比例虽然确定了，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匈奴单于一族的族源归属，是属于占多数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的一员，还是属于占少数的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一员呢？
语言学的分析也面临着这种尴尬的情况。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试图根据秦汉王朝对于匈奴一些专有词汇的直译发音，与各个族群的语言进行比较，以确定匈奴人讲什么语言。
既然是一个部落大联盟，匈奴人内部肯定也是讲各种语言的。
但是，汉文文献中记录的一些专有词汇，一般来说应该是匈奴上层使用的语言，是单于一族的语言。
语言学家们长期争执匈奴人所讲的语言应该属于突厥语系统还是蒙古语系统，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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