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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还是那样平静，答道：“小儿辈大破贼。”
（《世说·雅量》）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的注中，记载了何晏（249年卒）与王弼（226—249）关于情的讨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
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
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
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
失之多矣’。”
王弼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圣人有情而无累。
这句话的确切意义，王弼没有讲清楚。
它的含义，后来的新儒家大为发挥了，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加以分析。
现在只需要指出：虽然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许多人是主情派。
前面说过，新道家强调妙赏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现的理论，于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许多人随地排遣了他们的情感，又随时产生了这些情感。
“竹林七贤”
之一的王戎（234—305），《世说》里有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例子。
故事说：王戎丧儿，“山简往省之。
王悲不自胜。
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伤逝》）。
王戎的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情派。
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
例如，《世说》有这一则卫玠（286—312）的故事：“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
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
（《言语》）
《世说》还有一则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
’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
（《任诞》）
由于有这种妙赏能力，这些有风流精神的人往往为之感动的事物，其他的普通人也许并不为之感动。
他们有情，固然有关于宇宙人生总体的情，也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感触的情。
《世说》有一则说：“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
（《任诞》）
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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