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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这种双重相貌与这一场景在时间上连续的两个意义是吻合的。
在这里，对待父亲的矛盾态度以及儿子的爱的情感终于战胜恨的情感，都得到了立体的表现。
父亲被战胜（即他大败）的场景成了他的最大胜利的象征物。
献祭中毫无例外随处可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相同的动作（以此纪念弑父行为）向父亲偿还了当初向他所施的暴行。
随着岁月的流逝，动物失去了它的神圣特征，牺牲也失去了它与图腾餐的内在联系；它成了给神的纯粹的祭物，一种取悦神的自我否定行为。
上帝本人高高凌驾于人类之上，不通过中间媒介--僧侣--就不能接近他。
同时，天命君王们也出现。
在社会结构之中，并将父权体系引入国家。
必须承认，曾遭废黜又被复位的父亲所进行的报复是严厉的，因为他的权威统治达到了鼎盛。
那些被制服了的儿子们则是利用这一形势，为的是使自己进一步摆脱罪恶感。
事实上，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再为献祭负责了。
是上帝亲自要求献祭并规定着献祭。
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神话表明，神亲自宰杀献祭给他的动物，而这一动物其实正是神自己。
在此我们看到对那一弥天大罪的最极端的否认，而这一大罪却是社会和罪恶感的发端。
这种献祭无疑还有一层意义，即对放弃早期的父亲代理者以接受上帝这一至高概念，它表示满意。
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学对这一情景的诠释与那种寓言式的表面解释大致相吻合，即神代表了对他自己本性中动物一面的征服。
然而，假设在父权恢复期间，父亲情结固有的敌视冲动可完全消除，那就错了。
恰恰相反，神和君王这两个新的父亲代替者的最初阶段的统治显示了仍然为宗教特征的矛盾情感的那些最富有活力的迹象。
在其大作《金枝》中，弗雷泽（1911a，第2卷，第18章）提出这样的观点，拉丁（Latin）部落中最早的那些君王都是外族人，他们扮演了神的角色，并在某一喜庆之日被隆重地处死。
每年一度的神的献祭（或自我牺牲）历来是闪米特宗教中最根本的特质。
在人迹所至的绝大部分地区所举行的人祭仪式使人明白无疑地看到，牺牲品是作为神的代表而送命的；这些献祭礼仪也可以从近代人们用无生气的画像和偶像来取代活生生的人的做法中找到根源。
这种神人合一的神祭（遗憾的是，我不能够像讨论动物献祭那样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使我们能够对献祭的更古老形式的内在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
（史密斯，1894，第410页以下）这一神祭以其无与伦比的率直向我们坦陈了一个事实，即献祭动作的对象始终如一，这就是如今被奉为上帝的那个父亲。
因此，动物以及活人献祭的关系问题便有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原初的动物献祭早已成了人祭，即弑父仪式的替代物；所以，当父亲的替身再次恢复人形时，动物献祭也可能变回到人祭。
因此，无论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对于第一次献祭的那一大动作的记忆是无法被抹去的；人们竭力回避着导致这一动作的那些动作。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一动作的丝毫未变形的复制品在神祭的形式中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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