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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有机会代表祖国走出来，让世界听到拉脱维亚的存在”
，瓦斯克斯在采访中说道。
在抵达美国前，瓦斯克斯首先到访德国。
他显得十分兴奋，德国令他平生第一次见证了“外面的自由”
：琳琅满目的商店里，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而在这里，在美国，人们住在漂亮的风景中，一切都和谐自在，我很吃惊，这里一切都如此美”
，他对美国记者说。
90年代，这种羡慕无疑令人觉得既好笑又苦闷。
自由，不自由
退回不自由的年代。
瓦斯克斯，1946年4月16日生于拉脱维亚艾兹普泰一个有教养的家庭。
母亲是医生，父亲是浸信会牧师。
在众多的作曲家中文简介中，人们把瓦斯克斯的父亲误译作苏维埃政府官员，并将瓦斯克斯早年不顺遂的家庭际遇归结为其父亲夹在苏联政府与拉脱维亚当地利益的矛盾中，左右不讨好的缘故。
实为对“minister”
[2]一词的误解与臆断，在1990年美国巡演的采访中，我们能读到作曲家本人对此的说法。
瓦斯克斯父亲所加入的浸礼教在拉脱维亚并非主流，一直以来占当地宗教统治地位的是路德教派。
据瓦斯克斯回忆：“此类宗教家庭在政体社会制度框架里，被认为是不值得信赖、不可靠的对象。”
这意味着，瓦斯克斯一家不仅需要在宗教派别中争抢生存空间，更要抗衡苏维埃政体。
由于苏维埃的宗教禁令，拉脱维亚被禁止所有宗教集会，教堂变为仓库，或者舞会场所。
身处苏维埃社会制度外的人很难理解严格的社会阶层与宗教派别划分所带来的自由禁锢，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言论、派别冲突可以瞬间变得极端残暴。
在隐秘的危险中，瓦斯克斯一家的社会地位及生活充满未知。
莫名的、令人喘不过气的紧张感后来化作短促的节奏时常埋在瓦斯克斯音乐皮肤的下面。
关于瓦斯克斯的父亲对作曲家的影响，有一个重要的情节被人忽略：早年，父亲强迫年轻的瓦斯克斯进行一些圣乐创作，这令作曲家十分为难。
后来瓦斯克斯对宗教题材感到了兴趣，却因认为不好把握而迟迟没有成果。
苏维埃政权势力衰弱后，宗教音乐重回民众生活，一夜间成为当时国内作曲家的创作主流。
此时，瓦斯克斯对宗教题材似乎也已经有能力把握，但他不愿成为时代潮流的媚俗者，依然拒绝创作圣乐。
直到1991年，作曲家完成《感恩曲》（TeDeum），父亲业已去世，再无缘听到儿子的赞美诗。
在瓦斯克斯的曲目列表中，真正的宗教创作占据少数，却是作曲家创作的重要元素之一。
如果抛开宗教，我们便很难解释瓦斯克斯音乐中的气质来源，这是父辈留在瓦斯克斯体内血液中的东西。
年轻的瓦斯克斯想方设法进入里加音乐学院学习低音大提琴演奏，之后辗转至维尔纽斯的立陶宛音乐学院，当时一所政治上较为宽松自由的学校，但立陶宛毕竟不是祖国，瓦斯克斯多次想回到里加未果。
1959年，拉脱维亚进入“新斯大林主义”
时期，包括文化在内的控制进一步升级，回国的愿望变得愈发遥远。
他的职业生涯漂泊不定，在各个乐团之间流转，担当低音提琴手。
直到70年代，将近30岁的作曲家才回到里加，花了5年的时间在国立音乐学院研习作曲，此后并一直顶着“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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